天地同律

人天同构

       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黄帝内经》天道观的目的所在。

《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一是从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它首先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表明，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第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思维模式的全面性和自新性。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以"仁"为核心，"礼"为外观表现的儒学可以说是一种人学，提出"血浓于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

       在天人合一价值成就系统中，天人合一是描述了事物的矛盾变化以及反应进程与指向的观察工具、思维模式。天与人各代表了万物矛盾间的两个方面，即内与外、大与小、静与动、进与退、动力与阻力、被动与主动、思想与物质等等对立统一要素。

我们用天和人来代表万事万物中的矛盾，其主要原因是，如无人，一切矛盾运动均无法觉查；如无天，一切矛盾运动均失去产生的载体；唯有人可以运用万物的矛盾；唯有天可以给人运用矛盾的资源！总之，以天与人作为宇宙万物矛盾运动的代表，才能最透彻的表现天地变迁的原貌和功用。

       天人合一的根本表述：天与人是世间万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天代表物质环境，人代表调适物质资源的思想主体，合是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矛盾相生相依的根本属性。

      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矛盾对立统一体，在万物诸矛盾中，又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存在着四大层级矛盾！而人类活动的一切起点、指向与归宿，又全在这天人合一的四大矛盾运动之中！

 

同气相求与同时性
    荣格反复指出，同时性现象不是因果必然性联系，并明智地认为“它们之间必定存在着别的某种联系”。那么究竟是什么联系使它们“巧合”？荣格倾向于用“平行”“同步”作解，对深入认识这类现象有积极意义，不过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对同时性现象的描述。而且，用“平行”“同步”则难于说明起卦。他强调心理状态在起卦中的关键作用，则是出于经验，是正确的。然而，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原来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那就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动”。
    中国古代学者早已注意到荣格所说的那种同时性现象，并做了大量研究。许多古典文献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吕氏春秋？精通篇》写道：
   “人或谓兔丝无根。兔丝非无根也，其根不属也，伏苓是。慈石召铁，或引之也。……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夫贼害于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厉五兵，侈衣美食，发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乐，非或闻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亲爱在于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德也者，万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形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
依据《易传》的论述，《易经》的筮法正是以此种现象为其建立的基础。《系辞下》说：“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意思是一些自然发生的变化、事象，表面看起来不相关，实际却是另一些事件的征兆或伴随。所以，如果能够破解它们之间的通报关系，则可由此知彼，彰往察来。“器”在这儿不作器物讲，指具体有形的事件。《系辞上》也说：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天象指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本为自然之象，却能显示人事的祸福吉凶。圣人力求找到期间的联系，从而由天象以成卦象，由卦象以测人事。但天象现人事吉凶，显然不属因果范畴。荣格说得很对，《易经》作者关注的不是因果必然性，而是“同时性”。
     类似的论述也见于其他一些中国古代文献。如《中庸》写道：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祯祥，指本有今无或本无今有的物象，为吉兆。妖孽，指怪异反常之物象，为祸兆。四体，指人们的手足四肢。《中庸》认为国家祸福将至，从时人的动作、仪态亦可事前察觉。《中庸》的这一段论述与《易传》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易传》作者及众多古代学者对这类并立而通应的现象，并没有从“同步性”“平行性”，更没有从上帝赋予"预定和谐"的角度去理解，而是用中国特有的“气”概念加以说明。前引《吕氏春秋? 精通篇》所举相应各事，就都是以精气往来沟通来解释的。而《易传》则提出了“同气相求”的理论，它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乾》
    《易传》的这段话很重要，它指出气类相同的事物会产生相动相求的运动。这显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另外的一种相应相通的作用。这种作用形成一种推动力，使各种事物向着自己的同类靠拢。所以，《易传》又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上》）“方”与“物”并称，同指四面八方、各式各样的事物。《易传》认为一切事物类同则相聚，类异则相分。正如《管子 ? 白心篇》说：“同则相从，异则相距。”汉儒董仲舒也说：“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事物之间相互通应的关系，由气沟通，由气推动，受一定客观规律的支配，并非有什么鬼神作祟。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气”，决不同于西方科学和哲学所说的“实体”或“物质”。由于西方科学的强大影响，一说到“气”，人们就很容易很自然地想到空气、水气，进而想到原子、粒子，甚至物理场。其实，中国古代学术所说的“气”完全不同于现代物理学有关物质形态的概念。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论述，气既是物理的存在，同时也是生命的存在、灵性的存在，而且能够携带和表达各种各样的信息。无论物理的、生命的、社会的、心灵的，各类性质的信息，无论形象的、抽象的，各种形态的信息，都能通过“气”来传递。总之，气有可能连接各种类型各种等级的事物，并且具有全面的综合的信息功能，因而能够通过气的作用实现各种水平各种性质的同类事物的相互召引，相互感通。
    “同气相求”“同类相动”这种运动形式实质也就是“感应”。《咸? 彖》说：“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艮下兑上，艮为刚，兑为柔。这里所说“二气”，指由艮兑二卦所代表的刚柔二气。但即使阴阳刚柔相感，也必须以和谐同气为前提，否则就不能相感。否卦坤下乾上，示天地阴阳在某些时境塞而不通，闭而不感。《易传》所说的“感应”，概括的内容很广。天地万物，只要气类相同，则相感应。感应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一种形式。事物因气类相同而发生感应，由于事物自身的性质不同，感应之后，继续衍生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天地感应则聚合，聚合而交通，交通而生万物。圣人以自己的善良、和顺、智慧之气，将万民心中潜藏本有的同类之气感召出来，从而天下安泰。这也就是为什么圣人“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的道理。感应虽然先感后应，但因为是同类相召，相互合作的关系，所以，不属因果律范畴。荣格揭示的同时性现象，与《易传》所说的感应关系相通，应该属于感应关系之列。
    在《易传》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上帝的“预定和谐”。但是，《易传》认为天地万物为太极所生，以阴阳为本，宇宙从根本上是和谐统一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尽管万物“各正性命”，但是它们同由乾道予“正”，因而“保合太和”，既能相互合作、相互映照，也就能以各种方式，在各种水平上相互沟通。
    既然在“同气相求”的作用下，“天垂象，见吉凶”，“变化云为，吉事有祥”，那么由此可以想象，世界万物的每一次变动，人事的每一次升沉福祸，都必定会有许多与之具有等价意义的另一些事物相伴而生，如果把它们联贯起来，则会织成一个变动着的可以互相映照、相互解说的"网络"世界。圣人正是受此启发而“象之”，“则之”，从而创造出八卦六十四卦和一套占筮的方法。《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易经》六十四卦象及卦爻辞就是一个与宇宙万物生化具有等价意义的象征性模型。
    为了了解和预知事物的变化，固然可以去寻找和辨识那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祥祯兆，但是将万物的复杂变化模拟成六十四卦，如果能够通过诚静的起卦过程将其激活，使它依照同气相求的原理真的"运转"起来，与现实变化相对应，从而实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那该多么方便！
    《易传》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创制《易经》的圣人正是这么做的。《系辞上》说：“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有事问《易经》，则有问必答。注意：“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这“如响”表明，之所以能够如实回答所问，不是上帝或其他人格神的恩赐，是依据了“响之应声”的道理，也就是“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原理。《易经》这部书，就其本身是死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但是经问卦人借助起卦过程的感通，它就可以“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关键在起卦的过程要能够感通，才能选出与所问之事相对应的那一卦那一爻。
    《易传》解释起卦为“感”，将49根蓍草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系辞上》）这些动作就是“感”的过程。“感”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同气相求”，将实际可与所问事对应起来的卦爻找出来。所以，表面看起来，即以机械运动、物理运动的观点看，揲蓍是偶然、随机的动作，但如果从“气”的观点看，起卦并非随机，更非“神启”，而是“同气相求”的“感应”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系辞上》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气的作用无形迹可察，其速度之快无法计数，故称其为“神”。可见，感和应虽分先后，但几乎是同时的。
    既然揲蓍是一个“感应”过程，因此，不是随便什么人，也不是在随便什么情况下都能起卦灵验。问卦人能不能将自己的提问“意念”，通过“气”感应揲蓍过程，再通过揲蓍找到与所问事相符的卦爻，是需要一定严格条件的。
    首先，问卦人要有强烈提问的愿望和信心。从“其受命也如响”可见，问者的意念很坚定。这一点荣格也注意到了。他说：“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意念坚定，发“气”才有力，“感”才能够“应”。
    其次，问卦人心必须诚，揲蓍之时当屏除杂念。“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系辞上》）“神物”谓蓍草和六十四卦，“斋戒”谓澄静以显湛然纯一、肃然警惕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明其德夫”，即贯通主客，明察来事。蒙卦卦辞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则不告”，不是因为得罪了神灵，而是不诚敬之“气”为逆气，会阻碍所问之事与所起之卦连通。《中庸》也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至诚如神。”
    第三，问卦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在静谧中，与相关人的心灵相通。“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神武而不杀者”，指最善良智慧而与民同患的圣人，惟有这样的人才能创造《易经》筮法，也才能最好地应用它们占问。
    荣格深知，问卦是一种心灵（无意识）的沟通，所以关于问卦人的主观条件，他同样非常重视。他说：“《易经》彻底主张自知，而达到自知的方法却很可能百般受到误用，所以个性浮躁、不够成熟的人士，并不适合使用它，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也不适宜。只有深思熟虑的人士才恰当，他们喜欢沉思他们所做的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物。但这样的倾向不能和忧郁症的胡思乱想混淆在一起。”
    “《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对另外一个人，则晞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黝暗如黑夜。不喜欢它，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对它如有排斥心理，则大可不必要从中寻求真理。”
    荣格实际上强调了“至诚”的重要。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他提出“知识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不适宜占卦。这丝毫不意味《易经》的体系不属于知识和理性，而是说，它完全属于另一套知识和理性。同气相求和由此产生的同时性现象，不属于因果必然性系统，因此习惯于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人，不能理解占筮，从而会产生怀疑甚至排斥心理。而问卦所依赖的正是心灵之气的感应，如果以怀疑排斥的心理对待，发出的气必定产生隔断阻碍的作用，那还怎么可能灵验呢？
四、荣格对《易经》研究的巨大贡献
    当众多西方学者视《易经》为“咒语集”而根本否定其价值之时，荣格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易经》是伟大中国科学的“标准著作”。这当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且不仅在当时的欧洲，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当引起巨大震撼。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正确地指出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根本区别。他提到，《易经》“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说明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走向和旨趣，对认识层面的选择和认识方法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会形成不同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荣格明确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与西方科学相比，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他说：“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荣格的这一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咒至今仍然紧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因为，人们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正是因此，他们不承认中国传统文明中有科学，或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没有或缺乏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这也就是中国没有产生出西方近代科学而终于落后的原因。
    荣格则根本否定了科学只能有一种形态的观点。他所说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是指建立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认识选择存在根本差异，它们是产生不同科学形态的基础与原因。荣格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我们没有充分体认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图象：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几率的干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律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几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别的心灵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我们必须承认，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且限制几率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和几率实际的效果相比之下，从理论上考量所得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
    我们知道，精确具体的因果关系，只有在严格限制的实验室里才能弄清楚，也只有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准确地重复。然而在自然不加限制的条件下，也就是“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那么在实验室得到的严格的因果律则，则不可能以纯然一标准的形态显示出来，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事物必定受到来自内外环境的多方面因素的随机干扰。所以，越是在严格条件下获得的越是精准的规律，在自然状态下就越是失去效验。
    当然，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工厂或其他方式，使条件符合要求，严格的因果律无疑可以被我们利用。当今，现代科学技术正是主要在这样的领域充分地发挥着威力。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人类真正能够控制并允许控制的领域是很有限的，而根本不能控制，或在长时期内不能控制，或本不应当控制的领域则要广大得多。这些领域里的事物和变化随时都在影响着我们，关联着我们,无疑须要认识，须要应对，须要掌握它们的规律。而这些事物正为中国式科学所关注。
    荣格指出，西方科学以因果律和实验方法为主要基础，而中国人则着力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规律，因而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科学。这一见解十分精辟。荣格关注的同时性现象，中国人研究的各类感应，都是在没有人为限制的情境中出现的事物。《周易》经传、孙子兵法、中医藏象经络学说、气功养生、中国生态农学、中国环境风水学、中国灾害学，等等，都是对相关对象在自然状态下所现规律的研究。老子说：“道法自然。”这四个字乃是对中国科学精神和中国科学方法的最高概括。荣格准确地揭示了中西科学思维差异的根本点，这不仅对深层心理学的研究，而且对《易经》的现代研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荣格用同时性原理来解释《易经》筮法，强调在揲蓍起卦的过程中，问卦人的潜意识的调动起重要作用。荣格通过他丰富、可靠的心理治疗经验和观察记录，印证了《易传》所论“同气相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实在性。这为我们从科学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气学，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去研究心与气的关系，提供了可贵的材料，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和方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撑。他的同时性原理启示我们，气学与心学实际上与潜意识有着紧密的关联，潜意识应当成为重新研究心与气的切入点。
    十分明显，《易经》所涉及的博大内容，气的现象与原理，远远不能为同时性原理完全概括和说明，荣格也只是力求以同时性来解释起卦为何可以灵验而已。但是他睿智地指出《易经》代表了另一个科学系统，则无疑是对科学史和科学观的重大贡献。

 

杨派风水的同气相求原理。
　　1、峦头形势（即地利）
　　杨祖师的风水注重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总结理论，从各方历史资料足以证实：杨祖师的风水生涯都在山川民间渡过，而不是在都市，闭门造车。他流传如今的著作《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还龙子经》、《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因地制宜，从山川地形地貌着手，看得见，摸得着，通过龙形，气脉，明堂、水口、强调龙要真，穴要的，砂要秀、水要抱、向要吉、还要气壮土润，官峰朝堂、左右砂抱。罗城周密，更强调禽星官曜捍门鼓旗相搭配好，龙、穴、砂、水、向、互相协调自然溶为一体方为上吉之地。
　　杨祖师不但精业，更敬业、他行风水术的宗旨，在救助劳者大众，所以世人称之为“救贫”。
　　业精不易，德厚更难，因为得出心田，杨祖师认为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好，首先要心无杂念，才能专心致致，这时人的行为和理念才能和周边的自然环境相溶为一体，你才能接受感应到大自然的灵气，才能找出上吉之地，造福于人。
　　我们都知道，地利、就是天成象，地成形，存在的地形、地利怎样才能利用好这些地形地貌达到和谐统一。首先必须认识它。
　　①龙、从书中记载龙的形状分为十二种：杀、鬼、劫、游、病、死、狂、绝、生、福、应、楫。生龙：脉入首处端正大方，横楼重重。福龙：有横案，两侧有羽翼不长足。应龙：左右廻环拱抱。楫龙：重重叠叠形互相互让。
　　②穴的，就是方位，它是风水的关键。高、低、左、右、有吞、吐、沉、浮、之究。如坐在其位的四势：左青龙要蜿蜒起伏，右白虎要厚要驯服，后玄武要垂头，前朱雀要起舞。置身其中可揽全局，有可驾龙气，可迎堂前水气之感，这样就叫向内剩生气，向外迎堂气。穴：还有十不向八怕之说：不向水流直去，不向外山无案，不向万丈高山，不向面前逼压，不向青鸟赤石，不向山垇崩缺，不向白虎过堂，不向斜飞破碎，不向山飞水走，不向大山高压。
　　八怕：怕山谷垇风、平洋怕散、嫩枝怕石、老干怕斗、小巧怕辟、气厚怕小，山直怕冲、水去怕直。
　　③砂：是指穴位前后左右的山，山形不一，作用不同，风水吉凶不同。风水称：山肥人饱、山瘦人饥、山美人俏、山浊人骄，山完人嘉、山破人悲、山反人飞、山去人离、山伸人寿、山缩人依、山明人远、山暗人迷、向山人顺、山欺人愁。
　　一般说：左右的龙虎砂一般的要均称互相穿插，虎不举拳、不直冲、不斜飞、不反背、不直走为宜。还忌崩破、恶石露。
　　④水：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形状。
　　金、木、水、土、为宜，火型为忌，吉来凶去。何谓吉凶。就是以每个穴位不同山向以消水论了。不论何种吉水都不能直射、反弓、斜破。都必须弯环曲折为有情气聚方为吉水。记得有位名师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这句话细分析起来未必全照套，因为杨祖师有这样一句名言：“高山以藏风为贵，平洋得水为上。”说的是风水的形成，千变万化，没有绝对的公式照搬，要因地制宜，高山立向，和平洋立向有不同的方法，总之水对立向是十分重要的。
　　⑤向、以水立，我们都知道，龙穴再好，收错水，立错了向、同样灾祸立至、可见龙、穴、砂、水、向五大要素，任何一个都马虎不得，立错一项福未至祸先到，这就是我讲的杨派注重的峦体形势注重的地利条件。
　　2、时空（即天时）
　　在风水操作中寻得好穴场，已十分关键。但不管多好的穴场也必须择得好吉日，加以配合才能摧动好穴场。帮助主人更快兴旺发达。
　　时空，也是天时，如何了解天体星辰旋转的规律、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目前赣南范围内择日法很多，很杂，但大多数以正五行即杨公造命择日法，和斗首择日法。
　　杨筠松《疑龙经》里说：（年月无如造命法，装成好命瓷人为）造命即人死后，以重新选吉日入墓再选的命局，以龙山主命、起四柱八字、成格成局，以达到扶龙相主，取太阳吉星到山最宜，日、月、金水紫气以照临之。日太阳到山、到向，或与山三合，或与向三合最吉，杨公还说：（请君专用太阳照，三合对宫福禄坚）造命择日法：讲究三方面的作用，俗称：《补龙》、《扶山》、《相主》，但有造（阳宅）、葬（阴宅）不同用神，轻重也有差异。
　　①造(阳宅)以山向主命为主，补龙次之。
　　②葬（阴宅）以补龙为主，山向亡命次之，如补龙，亥、壬、子、癸、四龙属水（正五行），用申子辰三合旺局上吉。也可用三合兼临官帝旺二字，天干一气，或地支一气，本龙四长生，四临官，四帝旺。
　　如《天地一气》又叫《天地同流》格、列四已巳《甲命午命吉》。四庚辰《乙命申命吉》。四丙申《辛命己命酉命吉》等类推。
　　扶山：扶，帮的意思，以造命八字比之或三合，八节三奇同到为上吉，八字扶山宜合山，或与山比肩一气，或印绶生山，或禄马到山则吉，忌地支冲山。天干克山。
　　如：子山午向，用寅午戍合成火局为山的财局吉。
　　用亥卯未合成木局泄不吉。用巳酉丑合成金局为印绶吉。
　　相主：相主就是以日课的四柱八字辅助主人之命（年命），修造以家长。（如单位、企业）以主要领导，或董事长，总经理为主，余可勿拘。其课以生年年干合官，或合财，或合比肩，或合印绶，或合四长生及禄马贵人。不冲命克命，且又补龙扶山，则为上选之吉日。如（乙亥命修主，杨筠松取庚寅年庚辰月庚寅日庚辰时，取乙与庚合，为合官格），乙禄到卯，寅辰拱之，称为（拱禄格），四柱天干一气，两支不杂，为上吉课。葬以亡命为主，祭主忌冲压。
　　3、人际（即人和）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社会人际关系好坏直接影响他的事业成败，实质上说的就是风水环境优劣在左右着，环境好，人的精神就好，身体就好，心情也好，做事就大胆，遇事不糊涂，自身的潜能就可发挥到最佳状态。这样自然成功率就高。相反结果就不一样。杨派风水最注重人和住宅方位关系的统一，掌握了天时、地理、后选择好住宅的方位互相协调达到人和，这才是真正的杨派风水的精髓所在，如《八宅明镜》用卦推出东四宅，西四宅命，东四命人住东四宅，西四宅人住西四宅。以八卦九星法找出每个住宅方位的气口（生气、延年、天乙、伏位、五鬼、六煞、绝命、祸害、伏位九个气口）。生气、延年、天乙、四方为上吉，余为忌。
　　一般是厨房安生气方，摧丁床安在天乙方，老人住延年方，当然这是指固定方位，前面讲了不论方位多吉，也要和宅主命相合。这才能达到人和。（阴宅）就是人死后60本命也讲究仙命与方位的组合，且分金度都要求不冲克先仙命，才能达到协调和谐家人平安。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原则。我们在选择家居环境或是企业办公环境的时候，要本着“屋外第一眼看着就喜欢、进去走几圈心情舒服敞亮”的原则去选择。我们在日常与人相处的时候，彼此之间都会有种没来由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会导致相处的过程与结果。而我们与房屋之间也是有这种“气”的感应

风水坐山立向引旺气上堂借向方两旁城门旺气

  

风水之根本就是坐山立向，引旺气上堂，拨衰气入库，立向最好是求得旺山旺向，但如果不能立得旺山旺向，则需借助到向方两旁的旺气帮助，才能兴旺发达．这就是用城门法求得的城门旺气。所谓城门，说白了就是一气口而已。像十字路口、三叉水口、巷道的入口、人们走动出入最频繁的门路等旺气聚集的地方。 城门法本为坐山立向的无奈之举。一般坐山立向，能求得求得旺山旺向，固然能使家业昌盛。若再有一种辅助的旺气来帮助，则旺上加旺，锦上添花。如果不得旺山旺向，若然得到向方两旁之旺气帮助，即使坐向不佳，亦也可谓雪中送炭。这种辅助的力量，就是城门法求得的城门旺气。城门旺气一般从立向判断：立离向，城门旺气来自坤卦和巽卦。 立坎向，城门旺气来自乾卦和艮卦。 立兑向，城门旺气来自乾卦和坤卦。 立震向，城门旺气来自艮卦和巽卦。 立艮向，城门旺气来自震卦和坎卦。 立坤向，城门旺气来自离卦和兑卦。 立乾向，城门旺气来自坎卦和兑卦。 立巽向，城门旺气来自震卦和离卦。 其原理是依据河图先天和后天生成之数判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立离向，离巽两卦合为九四生成，巽为城门正格(或称正马)；若在坤卦取得旺气，称为城门偏格(或称借马)。 立坎向，坎乾两卦合为一六生成，乾为城门正格；若在艮卦取得旺气，称为城门偏格。 立兑向，兑坤两卦合为七二生成，坤为正城门；若在乾卦取得旺气，称为副城门(即城门偏格)。 立震向，震艮两卦合为三八生成，艮为正城门；若在巽卦取得旺气，称为副城门。 立艮向，艮震两卦合为八三生成，震为正城门；若在坎卦取得旺气，称为付城门。 立坤向，坤兑两卦合为二七生成，兑为正城门；若在离卦取得旺气，称为付城门。 立乾向，乾坎两卦合为六一生成，坎为正城门；若在兑卦取得旺气，称为付城门。 立巽向，巽离两卦合为四九生成，离为正城门；若在震卦取得旺气，称为付城门。 八卦共二十四山向，每卦有三个向，分为地、天、人三元龙，每个向要取同元之处为城门，若立天元龙之向，要取两旁天元龙处为城门；若立人元龙之向，要取两旁人元龙处为城门，若立地元龙之向，要取两旁地元龙处为城门。这样才能保持同元纯清之气。方能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发挥最大效益。

儿童书房风水布局同气相求 助孩子专心学习

     首先读书是一个人凝神聚气的过程，就是说人的意念和思维要集中，财看得进书的。所以书房需要一个安静宁和的环境，这样才有利于身心的放松和集中，使人容易思路清晰，记忆加强。所以墙面材料最好采用有隔音或吸音功能的，这样就能够阻挡或者消除大量的杂音，从而使得书房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一、有形煞的鉴定与化解

（一）天桥煞。一条自高而下的天桥常有弯斜的去势，天桥为虚水，斜去而水走，是泄财之象。天桥环抱为吉，反弓为凶。但一条天桥横放在大厦的面前，环抱与反弓都不是天桥煞。天桥煞是在高的地方一直向下斜落而没有弯段直冲房屋。犯天桥煞的结果是财运差。化解：在见到天桥下斜的方位，靠较高的一端，摆放已开光的铜大象以收外泄之气。

（二）天斩煞。如从自身居所向外望，见前方有两座大厦靠得很近，致使两座大厦中间形成一道相当狭窄的空隙，仿佛大厦被从天而降的利斧所破，一分为二似的。影响：主要有血光之灾、动手术及危险性高的疾病等。化解：摆放五帝古钱。若情况严重，则以麒麟一对正对着煞气冲来的一方挡煞。

（三）枪煞。这是一种无形的煞气，所谓“一条直路一条一条枪”，即是大门正对着一条直毕毕的走廊或大路，便是犯枪煞。另外窗外晾衣竹也属于枪煞的一种。以住所作为中心点，见有直路或河流等向着自己冲来（不论开门见或是窗外见均受影响）也是枪煞。影响：主血光之灾和疾病。化解的方法有两种：1、挂珠帘或放置屏风；2、建一圆拱形之花池或水池；3、安放金元宝或麒麟风铃一对。此煞的杀力甚大，要特别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