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立法解答开放命题
改革开放30年，以“促进开放”名义单独立法的并不多见，重庆首吃螃蟹。
此前，重庆市政府研究室、市中小企业发展指导局和市统计局的一项调查表明，民营企业发展还面临着行政事业收费过重，职能部门服务混乱，“吃拿卡要”严重等问题。而境外企业来渝发展，也面临类似问题。消除这些阻碍开放发展的障碍，已成为重庆实现大发展大跨越的内在需求。
因此，《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以“细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超期默许”等条款，为行政部门戴上“紧箍咒”，由于调整利益面大，该法的出台过程几乎“硝烟弥漫”。
但各界人士最终达成共识：立法积极意义很大，可以尝试。同时，多次交换意见后，条例的规范对象确定为以掌握公权力的政府机关为主，“促官优于促民”。
制定者认为，条例出台本身是向外界展示一种开放的姿态，表达重庆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该条例确实也受到了企业的关注和肯定，市外经贸委表示，条例在帮助企业融资、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等方面，为企业的进出口和引资、扩资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惠普：“重庆办事速度so fast!”
惠普在重庆的5个合作项目，如“五朵金花”般次第绽放。包括惠普的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分中心、惠普全球测试中心、惠普呼叫中心、400多万台内销电脑的生产基地及当前的笔记本生产基地，从4年前开始，惠普一再将绣球抛向重庆。
重庆凭什么在众多竞争者中胜出？惠普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托德·布拉德利说，“这和惠普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战略转移有关。更重要的是，重庆办事速度so fast（非常快）!”
去年5月11日,黄奇帆带队到洛杉矶，和惠普高层谈在渝的数据中心和电脑生产基地两个项目。没想到第二天就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当时，惠普公司心存疑虑，地震会不会影响到重庆？
第二天一早，令托德吃惊的是，重庆代表团连夜制作的PPT详尽说明了重庆不在地震板块上。黄奇帆说：“我们虽然离震中只有几百公里，但对地震的感受和北京是一样的，重庆的基础设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为备战此次谈判，重庆组成的专业谈判队伍多达200余人，前期花了两个多月专门研究惠普的电脑生产成本、在重庆市场份额等数据，编成中、英文版的《市场战略报告》。仅去年7、8月，双方互通的邮件就达500多封。去年10月3日，决定性的谈判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
两天后，双方正式牵手。
伊藤忠再次牵手重庆
2009年1月，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伊藤忠商事，与重庆市政府签订经贸合作战略框架协议。
这不是伊藤忠首次踏入重庆，10年前，作为第一家进入重庆的世界500强企业，伊藤忠却因环境不好以及业务扩展缓慢等原因，突然撤离重庆，将其在西南的业务全部转移到成都。
10年后，伊藤忠选择再度牵手重庆，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社长小林荣三、伊藤忠大中国区总裁桑山信雄说：“去年11月，我在日本听了王鸿举市长的演讲，对这座中国内陆城市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今天我来了。”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陪同小林荣三访渝的，还包括伊藤忠负责各项具体业务的16名高管，显然，这并非一次务虚之行。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把重庆视为当下在中国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桑山信雄透露，伊藤忠准备加快西部投资，扩大内需型投资与贸易。
当前，伊藤忠在重庆的两个项目快马加鞭———复制伊藤忠在大连保税港区开展保税物流业务的成功经验，引入重庆保税港区开展保税物流业务；同时，伊藤忠与重庆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合作也已经积极地展开了。
投资环境六大优势
重庆作为内陆唯一的直辖市，体制优势决定了行政效率高、行政成本低。“吃皇粮”的人数占总人口来看，重庆的占比是60∶1，而全国平均占比约是30∶1，这种优势正是投资者所喜爱的。
区位优势明显，重庆位于中国地图几何中心点，之前由于交通不畅，区位优势不明显。现在中央已经将重庆定位于中国内陆地区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和交通枢纽相结合，投资环境优势自然更明显。
重庆财税成本比较低。改革开放30年，中国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原因是他们享有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现在这一优惠政策已经不存在了。但对重庆来说，有西部大开发、库区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等各种优惠政策的叠加，财税成本较低。对来渝投资者来说，重庆财税优惠政策与香港相当，与沿海地区和几个特区相比，可以用“有过之而无不及”来形容。
重庆金融生态环境处于全国前列。上半年，重庆金融不良资产率1.44%，全国排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同时，重庆资本聚集度和辐射能力强，对投资者来说，到重庆投资，可以更容易贷到款。
到重庆投资要素成本低。重庆地处西部，油电煤运、土地各种要素成本低。而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中的要素成本普遍上升，再加上国际市场萎缩，使得重庆投资优势更明显。
重庆是内陆教育高地，高中普及率和大学毛入学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对企业来说，白领、蓝领供应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