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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部长齐发收入分配改革信号 中国消费升级图谱:衣食→住行→康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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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0年04月06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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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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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似乎总是带来新鲜的讯息。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今年第7期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两篇文章,发出了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号。
过去二十多年中,政府和企业在收入分配中占比逐步扩大,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与此相应,我国GDP虽然快速增长,但GDP中消费的占比持续降低。劳动者收入偏低、占比下降一直是遏制消费的重要因素。
由此,这轮收入分配改革,或将实实在在地提高居民收入,进而促进消费规模扩大与结构升级。
收入分配改革启动
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今年第7期上,温家宝总理发表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提出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温家宝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再次分配须更重视公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尤提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为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重点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研究适时开征物业税。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等等。
作为上述措施的一部分,与之相应,温家宝强调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为此将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同一时间,财政部长谢旭人撰文称,财政部正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并且今年将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通过逐步提高我国直接税的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积极运用税收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由现在的社保费转向社保税,改制过程不会太难。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接受本报采访表示,官方的上述表态,意味着我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即将启动,并将以缩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为目标。为扩大加强社会保障而进行的社保费改税,是与之相辅的。“现在只是开端,”肖耿说,“还需要一个过程。”
重点或在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
尽管如此,肖耿认为,收入分配改革乃至税收改革的首要点,应该是降低税率、增加大多数居民的收入。肖耿分析,目前我国居民尤其是广大的工薪阶层整体收入水平偏低,相反缴纳的税费较高。以社保费为例,占到基本工资的40%,其实比例已经很高。因此,肖耿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想办法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而这或许也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的必由之路。
要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在肖耿看来,首先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高人力成本。而要提高人力成本,就必须降低整体税率。其次,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通过税收来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尤其深化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改革。肖耿举例说,比如房地产行业、电信行业等,就应该重新分配其收入。
而从官方表态中,明显可看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跟扩内需、调结构密切相关。发改委有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作为增强内需的重要抓手,发改委正在抓紧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切实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要消费,就得有钱。事实上,今年已经出现工资上调的趋势。继广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4月1日,浙江省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增加数额为历来之最；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8元调整为9元。杭州市(不含萧山、余杭区)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960元提高到1100元,非全日制工作最低小时工资标准由8元调整到9元。
而最近密集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普遍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已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中金公司发表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为数已经不多,正逐步从过剩走向结构性缺乏。由此,工薪阶层尤其是低收入工薪阶层的工资上调,已不可避免。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促消费升级
中金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认为,在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占比下降一直是遏制消费的重要因素。从1990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从原来的55%下降到目前的略高于40%的水平,而对应的则是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49%下降到37%左右。
那么,在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导向,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既定趋势下,我国的内需消费能够有效扩大吗?
中金公司认为,从日本的经验看,增加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劳动者薪酬,可明显拉动消费,进而促进产业转型。
上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出现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化”问题。同时,国民收入增长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个人消费增速明显落后于投资与工业增长速度。为此,日本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体内容包括,以城镇化的方式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提高农民收入；肯定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保证其发展的方式提高工人收入。
日本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劳动者报酬的改善,制造业规模相对萎缩的同时,服务业规模迅速扩大。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1960-1970年间从39%提高到45%,到1980年占比进一步提升到53%。由此看出,消费占GDP的比例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关系密切,表明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有利于促进消费。
中金公司近日发表的报告认为,中国的消费升级或将遵循以下路径:
饮食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将下降,但在外就餐和饮料的支出增长将好于饮食平均增速；衣着消费的整体增速不突出,但升级,消费品牌化、高档化。
住房相关支出保持快速增长,家庭耐用消费品的进一步普及,对舒适、美观、清洁、方便等方面的需求会增加；汽车、燃油、汽车保险、航空、通信设备以及通信费用支出均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增速高于平均。
康乐方面,对医药、医疗设备及医疗服务的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对文教、娱乐的需求会加速增长,支出占比提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随着收入分配改革深化,当居民收入切实提高的时候,消费升级才会随之而来。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辛灵 本版资料来源: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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