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发表演讲，敦促“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亮相”。他警告，中国市场经济出现倒退，当局通过货币政策调整争取喘息的时间，以免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硬着陆”，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只是口号挂在嘴上。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杂志主编。

2011年11月28日，在第14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吴敬琏指出，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是靠资源来拉动的。他表示，现在中国宏观经济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继续松下去，资产泡沫就会到达临界点，房地产就可能崩盘，通胀可能向恶性的方向发展，所以必须紧；但是，过去的增长是靠钱堆起来的，如果紧了以后，增长的势头也就失去了。目前，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沿海地区，由于企业成本提高，加上世界经济衰退，产品出口欧美市场越来越困难，许多企业面临困境，削减薪水、裁员等情况日益增多，引发新一波工人抗议示威风潮。对此吴敬琏表示，中国能够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小企业的崛起。而今中小企业却出现了倒闭潮。他说，现在有改革回潮的迹象，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大倒退。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而且加速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他指出，国有企业不但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关键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而且得到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迅速扩张；其次，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和资本等重要资源上，拥有巨大的权力；第三，各级政府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吴敬琏在演讲中说，胡锦涛不久前在APEC峰会上表示，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温家宝也有类似表述。吴敬琏强调，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极大的危险。

面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重重危机，吴敬琏说：“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到底是需要一个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政府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他指出，要实现经济转型，关键在于切切实实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改革的目地就是要消除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性障碍。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此发表看法说，“在改革的前十几、二十年，由全面的计划经济变了市场经济，很多国有企业都卖掉了，民营企业有很大的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越来越强。但是最近十年，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甚至于有些倒退，国营企业是共产党的利益所在。”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飞对中国大陆现体制下能否实现经济转型，表示质疑，“我觉得吴先生他一贯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是颇有见地，获得人们的尊重。从1980年代末，他就跟随赵搞价格闯关，当时引起了业内人士的瞩目和尊敬，但这20多年，虽然在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中他有很多的论述，我觉得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陈志飞认为，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一直被搁置。随着“国进民退”现象的发生、中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化，政治改革不但没有向前进，反而也出现了类似“国进民退”的现象，也出现了类似的倒退的现象。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30年的改革，目前正面临着大步倒退。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倾其国家资源，公开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公然挤压中小型民营企业，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不少违背市场逻辑的怪事。

怪事之一，亏损企业兼并盈利企业。山东钢铁是山东省最大国营企业，日照钢铁是国内最大的钢铁民营企业。上半年，山东钢铁亏损12亿，而日照则盈利近30亿，在山东政府的行政干涉下，亏损的山东钢铁从12家银行获得高达2400亿元的信贷，吞并了赢利的日照钢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兼并，岂非咄咄怪事？

怪事之二，民营企业得不到政府注资，濒临破产，反而成了民营企业不该存在的理由。中国航空业是金融危机中的重灾户。中国政府为国有航空公司慷慨注资，譬如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分别注入70亿元和30亿元的国家资金，而12家民营航空公司因为得不到资金，面临几乎全军覆灭的危险。一些经济学家因而质疑，这个领域到底该不该有民营的空间，另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

怪事之三，超大型中央企业，跨行业抢夺民营高额利润。具有国企背景的超大型公司，争先恐后涌入圈地和房地产行业。民企地产大王潘石屹，曾觊觎北京一块肥得流油的地块，最后却被中化集团夺走。中国电子也加入了地产行业。这种跨行争夺房地产和土地高额利润的事儿，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发生在上海、重庆、广州、杭州等重点城市。

更怪的是，政府主导了国营兼并民营，却绝口否认。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国进民退案例，发改委和国资委瞪着眼睛说，这不是中央政策，只是地方或局部的政策，可是中国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却写得明明白白。其中绝大多是由政府推动的重大基建和工业项目，参与者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中国企业家》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像的主要因素。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企垄断和政府过度控制，本来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改掉的坏东西，却在经济危机中摇身一变，被决策高层、官方学者和智囊当成是抵抗经济危机的香饽饽。一党制的集权领导也被当作是挽救中国于经济泥淖的正确体制。

从如此错误的经验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中国发展将无可避免地付出巨大代价。在这一波国进民退的浪潮中，中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在他那篇“从2045看中国”有清晰的描述。

首先，改革动力退化。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都被推迟。

其次，改革回到了出发点。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到了2015年，所有的行业都会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及其它财富的比重，将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国企产权改革的水准，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再次，国进民退导致严重失业，最终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动荡。2015年，社会失业严重，国企亏损严重，其严重性又回到1970、1980年代的水准。亏损转成银行呆帐，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吃紧。于是政府通过加税，发行国债，补贴国企，以期度过难关。结果亏损越大，政府补贴就越多，最后难以为继，就加印钞票，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将财政危机转嫁给老百姓。结果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因此，由国进民退引发的中国经济改革大倒退，绝不可小看。这种中国历史上已经几次重演，但中国人的记性就是白痴，走回头路几乎成了一个宿命。

曾记得，中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道，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314家，占总数的3.41%，标卖的1384家，占总数13.74%，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1946年7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2411家敌产工厂中，除951家未处理以外，有1219(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时，就已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藉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1949年后，中国也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

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中国大陆官方借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好的书商，也被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各地还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所以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