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去年此时王立军逃进美领馆，全球哗然。在2012年之前有至少三年的时间，公权力渗透到重庆市民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但自打去年3月重庆局势出现变化以来，公权力开始从中慢慢抽离，这大概是过去一年里重庆最大的变化之一。

2013年元旦前一个阴冷的夜晚，解放碑四周的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商场里传来熟悉的新年快乐歌。要是一年前你恰好经过这里，听到的可能是《团结就是力量》，而且是万人大合唱。

那时整座山城都笼罩在一片红色之中，所有各阶层的人们，包括精神病人和劳改犯在内，都被动员起来“唱读讲传”。现在，跌宕的山城开始恢复往日的秩序。运动式的唱红不见了，那些遍布街头的“五个重庆”标语也消失于无痕，被“黑打”的警察陆续被平反，新的主政者不止一次强调，要坚决维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人们还发现，在有关重庆发展的官方报道和领导发言中，已经难觅“共富”“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这样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重庆仍处在欠发达阶段，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这类的忧心。

更微妙的变化，隐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一位给打黑专案组当过智囊的法学教授，那时常常要在政治任务和法律人的良心之间挣扎，现在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有个跟“黑老大”子女私交甚笃的富二代，更坚定了移民国外的念头，他说雨过天晴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

这一年，对于3300万重庆人来说，可谓五味杂陈。“一切都像回到了四年前，但又不全是。”重庆一位副厅级官员说。

（小标题）重塑形象

局势一变，那些做政府生意的商人是最有切身感受的。在七星岗做婚纱租赁的沈老板已经大半年没接过什么大单了，“唱读讲传”一停，他的红歌服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

那时沈老板经常带着裁缝，坐上政府派来的豪车，一路畅通无阻，直达市委机关大院，给官员们挨个量身定做礼服，“量一个外加200块，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沈老板说，最大的一笔单子来自某政府部门，400套，第二年，该部门又搞了一场海之魂的朗诵，红色礼服显然跟主题不搭，女同志又各做了套淡蓝色礼服。

不独机关，那时只要公权力有办法渗透的地方，从学校、礼堂，广场，到官方媒体，都被红色浸染。即便是局势已经出现微妙变化的去年2月，《重庆日报》上有关“唱读讲传”的宣传也并未减少，有时候一天有两个整版。

2012年2月8日的《重庆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封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亲笔手书。在这封写给市委宣传部各部长的信中，这位领导要求宣传工作者“坚持真理，扶正祛邪，无所畏惧”。当天的15版上还有篇写爱唱红歌的“80后”的文章，主角是位叫王易缘的小学音乐老师，记者在文末写道：“人们发现，‘小宋祖英’的歌喉越来越甜美了。”

重庆卫视的《天天红歌会》依然在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跟观众见面，节目是在一次领导训斥之后推出的。一位接近重庆卫视的官员回忆，当时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曾把文广局领导叫过去谈话：“外地媒体都在宣传重庆，重庆卫视怎么能这样不讲政治？”

于是，广告停播，电视剧清出黄金档，红色频道就此诞生，但是随着2012年3月15日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被免去职务，变化最大的也是这些官方媒体。当天，重庆卫视就在新闻联播之后插播了第一条广告，几天之后，《天天红歌会》由日播改为周播。3月16日，与“唱读讲传”相关的报道在《重庆日报》上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五个重庆”“缩差共富”专题，以及一个名叫肖竹的记者。

翻阅2012年3月15日之前的《重庆日报》，凡是跟这位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有关的报道，都由肖竹负责采写，接近宣传系统的人士说，肖其实是以重庆日报总编辑为首的一个写作小组，肖竹是小组的谐音，很多时候，重庆市委主要领导都要求对稿子亲自把关。

由于元气大伤，重庆卫视要想恢复往昔荣光，不是恢复广告就可以解决的。改版之前，重庆卫视收视率曾一度排进省级卫视前五，变成红色频道后跌到了20名开外。“《天天红歌会》后来节目源不够，就到学校街道拍他们唱红歌，质量跟县电视台播的差不多，你觉得有人看吗？”上述接近重庆卫视的官员说，重庆卫视领导现在是苦不堪言，恢复元气至少还得三五年。

作为“唱读讲传”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宣传手段，红色书籍也变幻了摸样。位于解放碑的新华书店四楼有一个20平米见方的红色读物展台。去年4月放在显著位置的还是《重庆模式》《薄一波文选》，如今已被《四人帮兴亡》《失落的巅峰》等取代。

那本畅销2000多万、重庆干部人手一册的《读点经典》也消失了。事实上，去年4月之后，这本涵盖了中外经典和名人名言的小册子，就已停止出版。小册子每月一期，一般月初到货，但工作人员说，3月份那期到月末才来，这本书很少零售，基本都是政府团购。

3月份那期是第39辑，翻开版权页，几行普通读者也许并不关心的小字引人注目：首数50万。上述接近宣传系统的人士说，小册子第一期只印了1万本，给厅级官员编的，后来，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发现，普通干部也很喜欢，要求加印，每期首印30万起步。在重庆市委宣传部的要求下，重庆市教委还出版专门给中小学生读的版本。

那时大中小学生是“唱读讲传”的主力军，除了要诵读经典，每个学校还有表演任务，比如渝北区葵花幼儿园负责歌舞《红星歌》，西南政法大学负责朗诵《廉政箴言》，四川外语学院则是用八国语言诵读《共产党宣言》。

某校一位参与过表演的大学生回忆，2010年寒假，很多人都买好了回家的机票，但突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说是要参加重庆卫视春晚的录制。“很多女生都哭了，但必须随叫随到。”这位学生说，突击彩排是家常便饭，只要有贵宾来重庆，他们就要参加市委组织的汇演。

随着“唱读讲传”退出历史舞台，大学生们已不用再为这样的突击表演而影响正常的业余生活。2012年12月的一个周末，漫步在川外校园，到处可见年轻学子跳舞的身影，他们正在为元旦晚会做最后的冲刺。

但是对于重庆文化部门而言，红色浪潮的消退，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压力会就此缓解。如何重塑新的城市形象，成为摆在他们面前一道深刻的命题。

对内，从国学中汲取营养，并使之成为新的教育手段。2012年10月，旨在提高市民素养和学生国学底蕴的重庆国学院在西南大学挂牌，这是中国唯一一个由政府命名的国学院。

对外，展示新的文化软实力。去年6月，为期一周的重庆文化周在德国多塞尔多夫举行，不见红歌，没有“五个重庆”，除了传统杂技《红舞鞋》，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木板年画，还带去了一台题为《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庆》的演讲。

开讲的是重庆一位文化学者，他从“巫山人”与人类起源、钓鱼城与欧洲历史进程、二战中的远东指挥中心，一直讲到百万移民与西部直辖市。《重庆日报》的报道称，一幕幕严肃而鲜活的历史片段，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重庆。“讲座结束后，大家仍不舍离去，纷纷举手提问。”

（小题）恢复信心

2012年9月，嘉陵江上的一条跨江索道在整修两个月之后重新对外开放，车厢一次可载二十多人，它先是从高处坠落到江心，再缓慢上升至对岸的高处。这种忽下忽上的感觉，像是重庆民企老板过去一年来命运的写照。

那时，打黑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有关企业家原罪的议论频繁见诸报端，企业界人心惶惶，或关厂或移民。一位要求匿名的重庆检察官说，当时唯恐不“黑”，哪怕偷税漏税都可以往黑社会上靠。一个企业家黑不黑，完全公安说了算，如果检察院不听，公安就拿王立军压他们：“我们让王局长跟你们谈谈”，检察院有时看不下去，就坚持说：“那你们去叫王局。”

到了去年3月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那段时间，重庆企业家的信心降至谷底。三星在去年3月从重庆撤出了一笔400亿美元的内存芯片项目，去年1至2月，重庆全市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比下降9.5%，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去年回落25.4%。

企业家的信心能否恢复，不仅关系到GDP，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张德江就提出了重庆应构建国资、民资、三资“三足鼎立”发展的格局。在履新重庆最初的一个月里，张德江先后接见了至少四个重量级的外资企业家。跟台湾宏碁公司董事长王振堂会面时，张德江承诺，重庆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根据黄奇帆市长的说法，到了去年4月，外商撤离或观望的势头就止住了，一个标志性事件是4月19日惠普打印机项目落户重庆。

民营企业家的疑虑更大。去年年初，身为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重庆工商联党组书记的蒋平调研了重庆50多家民企，很多民企老板告诉他，政府官员给国企办事，感觉是天经地义。而给民营企业办事，却总有点顾虑，可能认为帮了民企的忙，会有一些风言风语。

蒋平对《重庆晨报》的记者说：“对于重庆民营企业来说，一个廉洁、民主、诚信的政府，不是奢侈品，是生活必需品。没有这个条件，民企发展难上加难。”

安抚的高潮出现在去年6月8日。当天，重庆民营经济大会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人民大礼堂是重庆高规格政治活动的接待场地，唱红汇演、打黑表彰都曾在这里举行。那天，人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重庆民企老板面孔，比如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隆鑫控股董事长涂建华，他们斜跨红色绥带，和其余几百名企业家一起接受了市委书记的表彰。

张德江在讲话中提及，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不受侵犯，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经营不受干扰，旗帜鲜明地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不光只是口头说说，在这之前就送出了两个大礼包。一个是重庆市政府每年拨出20亿用于扶持民企，一个是民间称为“挺私45条”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

在扩大投资领域，原先民企无法进入的领域，现在允许进入了。蒋平透露，这些领域包括教育、卫生、公交、城建、市政和电信等。在改善环境方面，“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留、冻结企业财产和资金”也被写进《意见》。

细心的人发现，重庆高级法院院长钱锋，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也在大会现场。事实上，为了安抚企业家人心，所有政治战线上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

重庆市检察院的任务是，对“两虚一逃”案件（两虚一逃是指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三种违法行为）要依法办理。在去年7月的一份紧急通知中，重庆市检要求，对于情节轻微的“两虚一逃”案件，可捕不可捕的不捕，可诉不可诉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同时要求民警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谨慎立案，慎用刑事强制措施。

去年5月7日，重庆市工商局发文，要求对逾期年检行为做出宽松处理，逾期不超过三个月的，责令其限期接受年检，免予财产罚。重庆市人大负责的跟立法有关，在去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主任陈存根要求，“切实加强立法、修法和执法检查工作，确保关乎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不打折扣”。

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要求宣传战线上的同仁，“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掀起全民创业热潮。”

文宣系统对民营经济的保驾护航，在去年4月已经拉开。从4月23日开始，《重庆日报》的要闻版多了一个新的栏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每期的主角是重庆一位优秀的民企老板，开栏语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日报》还派出四组记者，历时一月，采访数十家企业，完成了“民企发展调查报告”。报告对渝商的描写充满溢美之词：“改写西部经济史”、“有担当顾大局”……

要想一窥，重振企业信心的努力有没有白费，一个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重庆市GDP增长13.8%，增幅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

（小题）精英阶层的反思

踌躇再三，“打黑第一人”黎强的女儿决定在11月末开通微博，“让大家认识一个红色重庆的‘黑’家庭”。微博上没有血淋淋的控诉，倒是能看出几份重庆人的乐观：“我的家难只是一件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现象，但我们已经中了这张彩票，从最初的只能报以昆得拉的笑，到现在对破晓在即的期望，犹如亲历了清末民初。”

除了个性使然，这或许也跟黎强的言传身教有关。每每见到父亲，黎强都教导她，不能受了灾难就消沉。在患眼疾的情况下，黎强仍坚持学习，参加自考，已经合格6门。

如果不是时局突变，即便是这样温和的表达，外界也很难听到。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只是因为在网上说了句重庆唱红打黑的不是，就被劳教了两年，虽然在不久前提前获释，但至今尚未平反。

那时，政治的高压之下，身处那场风暴中心的高阶官员，更是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一位副厅级官员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经常凌晨召集他们开会，他们都很怕他。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曾公开说，重庆当时是“官不聊生”。

高阶官员不仅被要求在台面下献计献策，还要在官方媒体上为领导鼓与呼。要求匿名的高阶官员说，最初大家都觉得唱读讲传的主意不错，可后来演变成一个强制性的运动，就觉得有点不对了。“我们心里很清楚怎么回事，但都不会说什么，政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这位官员说，很多东西现在还不方便对外说，等日后时机成熟了，他打算出本书。

当过打黑智囊的重庆某大学法学教授王强（化名）也曾备受煎熬。他觉得现在已拨云见日，聊一聊也无妨，但不能提及他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

王强被打黑专案组拉去当智囊纯属偶然。有天晚上，他正和一群朋友打麻将，突然接到校领导的电话，说要去李庄案一审现场当当参谋。当时“大三长”对一审很不满意。打那以后，他就成了打黑专案组的智囊，研究打黑案例，被安排接受指定官媒的采访。

学校也很无奈。王强回忆，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曾把他们校领导叫过去训话：“外地专家都这么肯定重庆，你们为什么没有声音？”

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王强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就法律谈法律，不谈案情好坏。”王强说，这样一来，既不得罪当官的，也不得罪校领导，又不违背作为法律人的良心和底线。

这种“一直在政治和法律边缘游走”的日子，让王强心里很不好受，“憋了一肚子火，又找不到地方说。”王强说，尤其到了后期打黑扩大化之后，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重庆法学界学者都很否定它，“但你又能怎么办呢，不能去解决它，也没这个能力。”

直到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被免职那天，王强才算睡了个安稳觉，他们学校被分派到的打黑课题也因此被迫流产。

打黑鼎盛时期，律师界亦是一片风声鹤唳。当时代理过涉黑案件的重庆律师说，那时所有代理重庆打黑的律师，在专案组那里都是有登记的，辩护律师在电话里说话都异常谨慎。

不消说律师和智囊，那时就算参与打黑的警察都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王立军调整分工的那天中午，重庆公安局食堂里的人少得可怜，很多人都到外边的餐馆喝酒庆祝去了。重庆市委领导一被免职，曾经在打黑专案组里呆过两个月的警察陈冲（化名）就四处托关系逃离公安系统，最终在一个区县政协谋得一个文职。“你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所有的人很会担心，某一天会不会轮到你自己。”陈冲说。

有人选择逃离，也有人选择继续背负压力。比如那个名叫叫么宁的打黑明星。因为在李庄案中以公诉人的身份说“李庄嫖娼”，这位重庆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至今仍被绑在道德的十字架上。“她现在压力很大。”么宁的一位同事说，“她有什么办法，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喜欢她。清者自清，一切交给历史去评价。”

么宁所在的检察院系统，更是背负了各种骂名。一位接近检察系统的人士说，当时检察系统和法院还是尽量坚守底线，该抗的还得抗，但是在当时公安极为强势的大环境下，“抗不住也没有办法，不可能说我为了案子丢掉职务。”

局势骤然突变，让很多风暴中心的人在暂时获得解脱的同时，也在反思，是什么让一个最初大家都认为很正能量的做法，到后来偏离了方向？又是为什么，在偏离了轨道之后，很多人明明知道却没有人敢出来纠编？

这个沉重的话题，王强在饭局上、在茶馆里，在麻将桌上，经常听官员、学者、律师们提起，最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反法治的东西最终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治践踏规则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王强相信，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

（小题）“该哪样过还是哪样过”

去年11月中旬以来，随着媒体的不断曝光，这座城市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开始浮出水面，从铁山坪打黑基地，到王立军东窗事发，情节一个比一个匪夷所思。有个外地来的记者，这些天见了不少打黑时被“冤”的警察，每每听完这些人的遭遇，他的后背都一阵发凉。

比如有个人原先是重庆某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涉贪被抓，他不承认。专案组就折磨她老婆，后来精神失常，跳楼死了，副局长听到了，就哀求看守带些蜡烛进来，那天晚上，看守所一个角落，他围着几根蜡烛，为老婆守灵守了一宿。副局长最终被判了十年，喊冤的是他的一个下属，当时跟他一同涉案被抓，2011年先出的狱。

在一个咖啡馆里，当这位记者把这段故事讲给一位重庆大学生听的时候，她一脸的愕然，“啊？重庆不是挺好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

也许是因为离庙堂太过遥远，那些牵动世界的大事，对于绝大多数重庆人而言，顶多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仅此而已。

周伟（化名）在重庆一家都市报跑了三年的热线，这一年，他从那些吃老火锅的食客的口中，跟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的闲聊中，听到的跟前两年并没有任何不同。有天晚上，周伟在解放碑一家盲人按摩店里，跟一位中年男子提起重庆人事更替，那人递来一根烟说：“谁是老大我不关心，我只知道在我家里，我老汉（重庆话父亲的意思）走了后，我是老大。”

即便是在薄熙来治下，重庆人的生活受到政策影响很大的时候，人们议论起这些大事也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2010年，重庆曾一度要花大力气整治街头的大排档。一天晚上，在街头巡逻的刘建民（化名）和同事到一个大排挡吃宵夜，老板娘笑着说：“你们书记不是要清理我们吗，你还来吃？”刘回答说：“他懂个锤子！”（重庆话“他懂个啥”的意思）。

“作为基层的老百姓，他们只想着过好自己的日子，只关心实实在在的实惠，树是不是多种了，路是不是修好了，物价是不是上涨了，他们不会去思考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老百姓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王强说。

重庆人对大事漠不关心，很多人归因于重庆的房价低，生活没有压力。也有人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性格所致。码头文化熏陶之下，重庆人看上去耿直幽默，而且不装，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在五星级酒店楼下一间不起眼的面馆门口，一个身价过亿的富人，和一群“棒棒”一起排队吃七块钱一碗的牛肉面。

没有什么比有趣、实在的生活，更让重庆人在意的。在闹市区的街头，人们可以听到推着小车卖芝麻丸子的小贩的叫卖声，出来揽生意的牛肉面庄伙计的吆喝声，不满前边的私家车挡路的出租车司机的臭骂声。观音桥的千人坝坝舞从傍晚一直跳到深夜，伴奏一会是保卫钓鱼岛，一会是“江南style”。最时髦的酒吧在远近闻名的得意世界，穿着前卫的女孩，跟着Lady Gaga的音乐节拍摇头晃脑。

重庆人就算看新闻，都爱挑有趣的看。像《天天360》这样经常报道“狗儿咬人”“邻居吵架”的民生节目，永远是重庆电视台收视率的保证，诸如“15个年轻人吃火锅霸王餐”“暗访人体胎盘团伙买卖”这样的新闻往往是都市报最钟爱的头版。

有六年爆料史的职业爆料人刘文平跟别人不同，能被他相中的新闻不仅要“有趣好耍”，还得让他有成就感。前些年，他爆的料以城市脏乱差居多，像是地下通道被养鸡场占了，解放碑“牛皮癣”卷土重来，可这些年，想找这样的负面都难。“这说明城市的建设在改善。”刘说。

这两年，除了继续挑刺，刘文平也在寻找城市的正能量。比如临江门有两个1950年产的窨井盖至今没坏；有个妻子错将炎症当癌症离家出走，丈夫贴500张寻人启事寻妻。

55岁的刘文平住在解放碑一栋80年代的公房里，靠下岗遣散费度日，在重庆有很多像刘文平这样的普通人，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对这座城市的爱护比谁都强，尤其当你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说成都比重庆好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争上半天。

1997年，重庆刚直辖那会儿，刘文平发现重庆人超没自信。如今大楼林立的解放碑，当时还是一片破旧景象，1996年的人均GDP还不到500美金，仅相当于肯尼亚的水平。

15年里，重庆一直在加速追赶，这是每个重庆人都能感知也最在意的事实。解放碑附近的商场里不断有新的世界顶级奢侈品进驻，人们预计，用不了两年，重庆就将取代成都成为西南最大的奢侈品销售热土。习惯喝啤酒的重庆人这几年流行品起红酒来，过去三年，红酒销售每年增幅都在50%左右，重庆去年122亿的酒类销售中，红酒占一成。

重庆2011年的人均GDP超过5000美金，比十五年前涨了十倍，它最新的目标是，到2017年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以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刘文平都觉得，老百姓的日子该哪样过还是哪样过。“无论谁来做重庆当领导，只会越来越好，不可能倒退。”

刘文平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在2013年1月初的一个清晨，他刚刚坐上一趟从解放碑开往沙坪坝的公交车，准备开始一天的找料生活。窗外，雾霭沉沉，车载电视里说，当天主城区的能见度只有200米，但好消息是，明后天将迎来多云天气。

（南方周末记者苏永通、刘长、雷磊、褚朝新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