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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人群压力调查:近九成认为自己过劳
 
    

 

2010年04月22日 13:18中广网 】 【打印共有评论5

近九成人认为自己过劳,超五成人对自己的身心状况不太满意。白领、金领之上,是一双双亢奋的黑眼圈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欧阳海燕

有一群人,处境很危险。

他们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缺乏运动,依赖咖啡、香烟、浓茶和红牛,来保持头脑清醒。

88.9%的人认为自己处在或接近“过劳”状态。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疲劳、焦虑、失眠、健忘、肩颈不适、胃肠疾病、脱发、性欲减退等身体症状。

53.3%的人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他们是中国中产。

高房价吞噬他们的财富,高压力透支他们的身体。顽强的中产,白领、金领上,是一双双亢奋的黑眼圈,时刻准备迎接一个又一个Overtime.

2010年3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公务员群体和城市白领人群,展开健康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考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生命小康指数为76.1分。

调查以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十个类别的职业群体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对每个职业群体进行随机问卷发放。这十类职业人群是: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企业家/高管、IT人士、媒体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研人员、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以及法律工作者。

调查对样本特征进行了控制,使参访者的年龄主要集中于80后、70后,以及60后三个年龄段;80%以上的参访者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其中3000元~5999元的占47.1%,6000元以上的占39.2%。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这十个类别的职场人士属于社会中上层,尤以中产为主。

中产是现代社会主要的支撑力量和维稳力量。据陆学艺估算,目前中国中产的规模为23%,且以每年1%的速度在增长。但同时,中国贫富差距日渐拉大,近年已问鼎亚洲。这使中国社会通往安全的“橄榄型”阶层结构的道路,充满变数。

“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遏制,中产阶层就有可能坍塌,中国就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唐钧表示,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

本次调查显示,近八成普通公务员和白领感受到“较大”甚至“极大”压力,超六成人表示压力主要来自“买房供房”。

2010年全国两会上,高房价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大会一落幕,“地王”就高调登场。3月16日一天,北京就诞生了三个新地王;房价又有了新的突破——四环内期房均价突破3万元,六环外住宅突破1万元。一个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杯具”,天天在上演。

住房,以及医疗、教育消费压力过大,中产只好兢兢业业,不惜透支健康。本次调查中,六成多受访公务员和白领表示他们正以“健康”换“金钱/业绩”。其中16.1%的人认同这种交易,45.4%的人表示“不认同,但我必须要这么做。”

五大高危中产职业人群,法律工作者居首

本次调查选取了五项指标对各类职业群体的“危机状况”加以衡量,这五项指标是:对自身过劳状况的评估、职业对健康的影响评估、压力感受、快被榨干的感受,以及身心状况满意度。

位列前五的中产职业人群是:法律工作者、IT人士、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普通公务员、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排在第六至八位。

在铁血丛林中披荆斩棘的IT人士输给了法律工作者,这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久前,北京律师浦志强在三味书屋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叫“酸甜苦辣做律师”。浦律师代理过众多知名案件。他说律师之累,在于要侧耳倾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哨声。

医务工作者排名最后,较其他职业人群危机状况较轻。“不是不累,是乐观。”刘飞说。他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他的工作包括出门诊,一天15~20个病人;看病房,一周一个夜班;此外还要做课题、写论文。他大学时天天打篮球,工作以后就很少打。

“但是我心态好啊。”刘飞说,他对病人家属拿着录音笔、照相机满病房“取证”司空见惯,对没开到药要求退挂号费的患者一笑了之。“医务人员的抗压性比较强,但也有不少医生得甲减,护士得甲亢。”

在高危职业队列中,如果将对照组领导干部及企业家/高管纳入,则企业家/高管位列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之后,领导干部排在普通公务员之前。

企业家/高管拥有经济资源,或拥有经济资源的调配权,在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层级。本次受访人群,87%来自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男女比例54:48。

分析显示,较其他职业群体,企业家/高管在压力感受和身心状况满意度两项指标上,“危机状况”较突出。八成人感觉压力“较大”或“极大”。近六成人对自己目前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张黎刚随身带着两种药,一种是醒酒药,一种是达菲,最近他打算把达菲换成心脏病急救药。张黎刚是体检机构“爱康国宾”的CEO,他除了有脂肪肝和胃肠疾病,其他身体指标都还好。三年前,他的朋友、百度CFO王湛生在海南游泳时心脏病突发猝死,这件事令他深感痛心。“那是我这几年唯一一次流泪。”

他在问卷上勾出“压力较大”,并在压力来源一题上选择了“职业/事业发展”、“工作负荷”,以及“人际关系”。作为一家体检机构的管理者,张黎刚每天劝别人珍爱健康,可到自己身上,他说为了事业,还是愿意牺牲一点健康。

在企业家/高管人群中,分性别看,12.5%的女企业家感受到“极大”压力,高出男企业家8.8个百分点。14.6%的女企业家对自己的身心状况“很不满意”,也较男企业家多3.5个百分点。

十大中产职业人群多发症,超五成人感觉“疲劳”

问卷还列举了30多种症状供各类职业人群对号入座。结果显示,在普通公务员和白领人群中,获选比例超过1/5的症状就多达13种,排在前十位的是:疲劳、肩颈不适、焦虑、胃肠疾病、失眠、抑郁、眼疾、肥胖、脱发、性欲减退。

52.9%的人感觉疲劳,且不论在哪个职业群体中,获选比例都是最高。其中,在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和媒体工作者中,五个人当中至少有三个感觉疲劳。

分年龄看,在普通公务员和白领人群中,有“疲劳”感的80后多于70后,70后又多于60后。80后职场人,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多数人还未及而立之年,身体就先出现亚健康状态。

对于自身“过劳”状态的评估,67%的80后认为自己接近“过劳”,20.8%的80后认为自己处在“过劳”中。

“我绝对够得上‘过劳模’了,不是在现场,就是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经常连续3天只睡五六个小时,随身用品是录音笔、电脑和咖啡。”27岁的女记者朱婷说。

除了疲劳,在80后公务员和白领人群中,另外六种获选比例超过1/4的症状是:焦虑、肩颈不适、失眠、胃肠疾病、抑郁,以及眼疾。

在何超眼中,颈椎腰椎病、各种心理问题、失眠症、各种胃病,都是较为严重的“新型职业病”。何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是主要致病原因。”

和中产多发症有所不同,领导干部的“高血压”比例明显偏高,达22%。

八大健康危险因素,缺乏运动排名第一

经常加班、缺乏运动、空调生活……这些都是可能对职场人士造成健康损害的因素。黄建始称它们“健康危险因素”。

黄建始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在他的定义中,“健康危险因素就是能够增加得病或者死亡机会的因素。”近年,他不断向社会推广这个概念,为了让公众有健康管理意识,以减少或去除健康危险因素。

问卷列举了十余项“健康危险因素”,让受访公务员和白领人群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获选比例超过1/5的项目有八个:缺乏运动、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经常加班、空调生活、经常在外就餐、长期熬夜、不吃早餐,以及应酬过多。

分性别看,除了“经常在外就餐”一项男女比例相同,其他各个危险因素,男性选择的比例都要多于女性。

调查还显示,中产职业人群并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健康,只有26.2%的人“会定期做身体检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关注”。

至于单位对员工的健康管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单位会给员工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比例达87.5%,但给员工做健康体检的则不到半数,为41.4%。

“相比较而言,外企对员工的健康管理更全面,比如每年一次体检、秋天打疫苗、举办健康讲座等。”体检机构“爱康国宾”CEO张黎刚介绍说,有的外企每个员工都有一张健康记分卡,少抽一支烟、多吃一顿蔬菜,都可以换算成健康积分,累计到一定分值,还有奖励,比如一张星巴克的咖啡券。

“健康管理,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找到人身上的健康危险因素,并将这些危险因素去掉或减少,让人活得更好,更久,更有意义。”黄建始说,比如高血压是中风的危险因素,我们找到它之后完全可以把它控制下来。美国的高血压控制率是70%,在中国,则不到10%。也就是说,在美国,100个高血压病人中只有30个可能发展成中风,中国是美国的3倍多。

“新医改具体方案关心的是看病问题。但病是看不完的,而且吃饱之后得的病大多数是看不好的。”黄建始说,对于国民健康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看病,更重要的是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调动人们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习惯。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健康,不应该仅仅是看病。

问卷还就七个生命伦理问题展开调查,参访者接受不了的情况,按获选比例由高至低排序为:人兽混合胚胎(85.6%)、克隆人(60.8%)、代孕(47.6%)、性别选择(38.3%)、在家属同意的前提下,从脑死亡但还能有呼吸心跳的人体中摘取器官(21.8%)、安乐死(13.4%)。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组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并依此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2006年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如下: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2.3%

私营企业主阶层 1.3%

经理人员阶层 2.6%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6.3%

办事人员阶层 7.0%

个体工商户阶层 9.5%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 10.1%

产业工人阶层 14.7%

农业劳动者阶层 40.3%

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5.9%

(摘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1)

五大高危中产职业人群

1 法律工作者

2 IT人士

3 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

4 教育工作者

5 媒体工作者

参访者的基本信息

“小康职场健康调查”问卷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设计,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实施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以十个有代表性的职业群体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别对选定的每个群体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布。

本次调查利用NetTouch后台控制系统,对年龄、个人月收入等配额进行了控制。

问卷调查执行时间为2010年3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量为1131份,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

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2.9%。

问卷同时在“新浪调查”推出,7000多位热心网友参与了调查,所获数据用于参考。

职场现形记

他们做着一份需要专业背景的工作,经常加班,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供着一套不大的房子,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点小毛病,压力与他们如影随形。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玩命向上生长,或者被社会无情淘汰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苏枫

凌晨两点半,气温零度。25岁的上海本地姑娘郭冉冉裹着黑色羽绒服,独自坐在一辆“黑摩的”上面,重重叹气。她已经记不清这是她工作以来第几次半夜回家了。

郭冉冉是上海一家大型都市报的记者,每天负责两个版面的采写和编辑,月收入4000元人民币,另外有400元左右的“灰色收入”,业内叫“红包”。

她是这样分配这4400元的:交通费600元(自从上海的出租车涨价30%后,她开始更多的选择地铁、公交和“黑摩的”,几乎放弃了打车);手机费300元;基金定投1000元;住在父母家,省去了房租,但需要交家里的水电煤、物业等费用1000元;吃饭加上买衣服1000多元(商场太贵,爱美的她都是在地铁站周边的地摊上买衣服)。

这样算下来,4400元,所剩无几。糟糕的是,她所在的报社去年在金融风暴中不断减薪,每个稿子的薪酬减了三分之一,至今也没涨回来。

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家境普通,受过良好的教育,做着一份需要专业背景的工作,经常加班,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供着一套不大的房子,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点小毛病,压力与他们如影随形。

2010年3月进行的“小康职场健康调查”显示,76.7%的80后和81.7%的70后感觉压力“较大”或“极大”,38.8%的80后和50.4%的70后有被榨干的感觉。工作的倦怠感,生活的无力感,是他们的普遍状态。

每天活得像轮回一样

郭冉冉每天7点起床,在家吃早饭后先坐公交,再倒地铁,一个钟头后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她中午从来不吃饭,因为单位食堂不好吃,外卖又太贵。如果没有采访任务,每天的第二顿饭于下午五点左右草草在食堂解决。晚上的正常下班时间是10点,到家11点多。出外采访的时候,吃饭和回家都没有准点。

“报纸每天都要出版,有没有新闻都是我自己去采,没有选题就会开天窗, 每天活得像轮回一样。”郭冉冉向《小康》记者抱怨道,“生活不规律、工作又太忙,我现在百病缠身:角膜炎、鼻炎、胃病、腰酸、肾炎,还满脸长痘痘,还有严重失眠。”

2009年从夏天到秋天的四个月,报纸和电视台合作搞活动,郭冉冉连着100多天没休周末,从那时开始了与失眠的斗争。最严重的时候,她直到凌晨5点都睡不着,后来只能靠吃安眠药维持睡眠,直到现在。因为“百病缠身”,她看了很多医生,每天需要吃两次中药,顺带治痘痘,可惜暂时没有效果。

“看别人要么有闲,要么有钱。我是既没空又没钱。我从没喜欢过这个工作,现在这样,仅仅是为糊口和满足我妈‘必须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愿望。”郭冉冉愁眉苦脸地说。

和她一起毕业于某著名大学新闻系的男朋友王超目前供职于山东济南的一家大型报业集团,每月收入3000元,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跟冉冉相比,王超的工作强度更大,每周有连续的两天不能睡觉——早9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除了这两天,还有另外一天是夜班。刚刚工作一年多的王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耳鸣。他坚持每个月去一次上海,与冉冉见面。

为了孩子,再买一套房子

对比80后郭冉冉的生活,今年35岁的高校教师李倩觉得自己和老公属于“时代的受益者”。“至少我们买得起房子和车子,有点不动产。”李倩说。她和老公2001年结婚,当时贷款十年买了一套房子,2010年初刚刚还清贷款。另外,他们在郊区还有一套比较大的房子,预备给父母住。

如果李倩说自己家的钱根本不够花,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会很生气。每月两人的收入1.5万左右,刨去基本生活开支5000元和基金定投,还能存几千。“CPI一直在涨,工资原地踏步。个人生活质量难以保证,钱到哪里去了?房子。”

李倩的女儿刚刚8个月大,还不会走路和说话,但李倩已经开始为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筹划买第三套房子,要求必须靠近优质教育资源,因为“进好的幼儿园才能进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北京,符合李倩要求的房子,均价每平米三万元以上。

李倩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外语系任教,“因为现在的学生没有学习热情,所以职业成就感不高”,并且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非常严格,一旦考核不达标,就会有被淘汰转做行政人员的危险。她这几年一直在职读博士,由于有妇科疾病和两次非正常流产,导致身体很不好,博士至今没毕业。

“我有三重压力:作为女博士,有科研的压力;作为教师,有工作的压力;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还有家庭的压力;层层重压累积,压力体积成倍增长。”李倩前几年自顾难暇,顾不上照顾父母,现在父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双方父母都有医疗保险,这让李倩觉得庆幸——“有一位40岁的在北大教书的女教师,父母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去年同时得了癌症,她的孩子又赶上小升初,顿时压力巨大。”

李倩的老公陈飞是广播电台的中层领导,因为“空播8秒就算事故”,他感到“每时每刻的压力”。陈飞处于标准的“亚健康”状态,每天晚上必须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他感叹:“这样下去,身体早晚要垮掉!”

李倩认为她与老公属于“岌岌可危的中间阶层”,“社会的稳定要靠中层,但中层非常不稳。因为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钱。我们对未来不确定,我们怕被社会淘汰,生活有不安感、焦虑感。工作有被社会盘剥的感觉。这都是赤裸裸的现实。”

最近三年,李倩和陈飞没有任何休闲计划。他们几年前就预订了去云南丽江的旅游团,工作太忙,一直没去成。“浪漫需要闲和钱,这两样我们都没有。”

最怕“加班文化”

3月4日晚上十点半,28岁的赵明亮在公司吃完晚饭,坐上班车,准备回家。赵明亮就职于“中国最累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的企业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床垫文化”。华为有个传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张放在办公桌下面的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累了就睡床垫,醒了爬起来再干。2007年前后,华为接连发生了几起内部年轻员工猝死或自杀事件,但其高层并不承认这与“床垫文化”直接相关。

赵明亮并非不知道华为的“累”。2006年硕士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型国企做技术。“之前的工作量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清闲,才跳槽到华为的。”赵明亮选择这份“累”的代价是:加班是家常便饭,每个月最多只能休息三天,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他连续一个月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其中最长的一次加班是“今天早晨来了,第二天中午才回家。”

赵明亮的同事,蒲伟,因为受不了华为紧张的工作氛围,在试用期就开始“找下家,逃脱苦海”,最近终于成功跳槽到一家外企。

赵明亮每天只吃两顿饭,从来不吃早饭,第一顿饭中午十二点吃,第二顿饭晚上十点吃。作为IT从业者,他有“电脑依赖症”,虽然每天在公司至少有十几个小时是对着电脑,每天晚上十一点他到家的第一件事还是要把电脑打开,浏览网页、打游戏,直到一两点再入睡。

作息时间不规律加上长期坐着用电脑,他经常头疼、颈椎疼,“几乎所有同事的颈椎都疼”。他和新婚妻子计划周末去打羽毛球,因为工作忙,一直没实行过。他们贷款50万买了一套二居室,准备用20年时间还完房贷。

“慢慢还呗。”赵明亮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想起猝死和自杀的同事们,只是偶尔觉得后怕:“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结婚与浪漫无关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张林正在联合国内部会议上演讲。做完演讲,他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结束长达20天的出差,恢复到每天朝九晚五、乘公交、吃食堂的日常生活了。

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简单洗漱后,用一个钟头挤公交到单位,开始工作。由于起得太早,他上午工作的时候经常觉得头昏昏的,不能集中精力。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但张林经常需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最晚一次是凌晨三点。

“社会上说公务员工作的时候就是喝茶看报,那是误解。绝大部分公务员付出的不少,而且几乎没有灰色收入。”张林的职称是副科级,月收入稳定在5000~6000元人民币。他去年的年终奖是“第十三个月工资”,800元人民币。他唯一的灰色收入是:在节假日期间的出租车票可以报销。

今年30岁的张林高大帅气,有一套首付13万的经济适用房,贷款十几万,计划用十年还清,因此还贷压力较小。这个工作加上不错的硬件条件,按常理早已婚配。

可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令部里的大姐们和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很着急,从2006年开始给他张罗着相亲,无数相亲之后,无一命中。于是,继续。

只有少数几个朋友以及他自己知道,张林是同性恋。

张林从中学时就确定自己喜欢男孩,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变,也不知道将来能否改变。之前相亲也遇到过性格上合得来的姑娘,但张林一想到自己的情况,“怕害了人家”,就退缩了。

2010年底,张林马上要被派驻外国,一去四年。中国外交官不允许娶外国人,必须在国内解决婚姻大事。妈妈一想到等张林回来都34岁了,天天催着让他在这几个月锁定一个姑娘,赶紧结婚。

张林最纠结的是,内心非常渴望稳定的婚姻、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放不下自己的同性朋友。“我必须找个女孩结婚。我觉得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与还在寻觅真爱的张林相比,上海记者郭冉冉在感情上是幸运的。

她和男友王超准备明年结婚。他们不准备大办婚礼,这样可以把省出的钱拿出来旅行。至于房子,也不在计划内。郭冉冉说:“上海的房价变态,比北京、东京、台北、巴黎都高!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应受访人要求,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记者,郭冉冉

“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金钱。”

——高校教师,李倩

“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工程师,赵明亮

“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公务员,张林

十大中产职业人群多发症

疲劳 52.9%

肩颈不适 39.6%

焦虑 39.1%

胃肠疾病 29.7%

失眠 28.2%

抑郁 24.2%

眼疾 24.1%

肥胖 23.9%

脱发 22.8%

性欲减退 22.6%

(来源:《小康》杂志)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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