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13年：古今之变的“三重门”

　　非常感谢新浪历史频道的邀请，很荣幸今天能够在北大法学院的模拟法庭，就宋教仁这一悲剧性的伟大人物，来回述100年前中国所经历过的非常重要的时刻、事件，以及它所具有的意义。实际上新浪历史，一周前到我家曾经做过一个访谈，我们谈了五个小时，大概有两万字的访谈稿很快会登出来。在半年前也曾经有一个历史刊物，就宋教仁问题访谈过，大概有一万字的稿子在新近推出的杂志中也要登出。

　　今天我先把我两个访谈稿的概要向大家做一个汇报，我前几天跟新浪历史谈的，主要是以宋教仁为标志的1913年，其对现代中国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访谈的题目叫做《1913年：革命、国家构建与日常政治》，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中国历史的近现代100年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一轮的重新开始，这个开始是中国在100年前所面临的古今之变的延续。可以说100年前以民国初建为标志，中国进入现代国家构建，完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亚洲历史上具有很大意义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从100年前到今天，从政治宪法学的层面来说，现代中国建立起来与否，到现在还是一个问题。

　　再具体一点说，我们回头看100年前的1911~1913年，这三年有三重意义，而这三重意义在宋教仁案件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或者是失败的转型。1911年我们可以视为古今之变的中国的革命，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使得从古典的旧中国到现代新中国的发动时期，它也是一个剧变时期，这个剧变以武昌首义为标志。到了1912年，我们看到是中华民国的元年，1912年构成了中华民国，它所构成的多种因素是几方势力，南方革命党、北洋派军事势力、社会各阶层的立宪派以及清室，大概上述四方力量通过大的妥协，相对来说完成了中华民国的构建。在现在世界历史中，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一轮古今之变，而且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非常剧烈的，甚至是充满着血腥和悲剧性的。

　　我们知道英国的革命前后也有100年，国王被杀头，最后一个新的英国，作为宪制的英国才出来。至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相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古今之变的代价算是小的，我们没有死多少人。一个现代的政体制度构建起来了，按照这样的政治逻辑，从革命到创制，创制完了以后就开始进入到日常政治的过程。日常政治的转型过程有背景和前提，首先它要有一套宪法制度，第二要建立一个社会结构，第三个就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性的运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1912年中华民国的构建，它所赖以为基础的条件是不充分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构建，它需要依靠宪法，它要通过宪法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当时的宪法大家知道是临时约法，这点前面两位历史学家(迟云飞教授、张永教授)讲得很详细，但是这样的临时约法不足以支撑中国民国之建立，所以说南北和谈以后，要重新制定真正的宪法，因为它只是临时约法，所以要制宪，这是面临新的任务。第二个就是社会利益集团，社会结构的冲突，社会结构的冲突面临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通过议会方式，政党政治的方式进入到一个构建现代政治的制度之中，来确立这样一个制度是怎么运作的，怎么安顿的，它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甚至它的军事、财政、外交在这个制度下是怎么展开的。我们看到，在1912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完备的。无论是革命党人、立宪派或者是北洋袁世凯的军事势力都面临着这些纠结的突出问题。

　　但是我们回头看，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从来就没有说任何条件都准备好了，自然就运作起来了，哪个国家都有自身的问题，都有难以克服的困境。革命到国家的构建，从1911年到1912年，这是古今之变中面临的非常时期，非常时期之后，如何转变为一个日常日期，则需要一个更加成熟的政制运作，以和平的方式包容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冲突。国民党发起革命，促使南北妥协建国，但是建国以后，就应该让非常政治转向日常政治。日常政治就是按照宪法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来运作各项政治权力，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以及立法院、司法院，等等，都必须遵循法律。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相互产生利益纠结的时候，要有一个讨论的平台和一套制度。这是一套日常政治运作方式。

　　1912-1913年 ：革命退场与重启革命

　　通过革命创建现代国家后，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在1912年到1913年，这对100年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在1912年和1913年的转折时期，我们看到尤其是1913年，通过选举之后，宋教仁这样一个新的政治领袖的突现，以及他所崇尚和推行的一套政治理念，在实践上，面临着考验。恰在这时候出现了被刺案件，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我想换一个角度，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阐述，以及它背后所导致一系列可以说是不太好的结果。任何一个案件，通过法律来结果这个案件，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志。特别是具有重大政治性意义的案例出来以后，我觉得对于一个国民，不在于这个案子发生没有发生，这是无法控制，也是无法预测的。而是在案子出来以后我们怎么对待它，尤其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人物，我们怎么对待它，这更考验现代社会的民众、政治家，是否认同与现代政治，认同于法律，认同于司法权威。就像我们讲的宋案，相对与真实事实来说，法律事实更重要。法院在程序上判决以后，你认同这个结果，这就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即便将来几十年之后、几百年以后再翻案，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当时这样解决的话，那说明中国社会进入到政治文明社会，所以到底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固然重要，但是并非最根本的，重要的是司法解决的社会意义。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怎么对待它，这个意义更加重大。

　　在这里面，我觉得暗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之所以演变到1913年产生重大的分水岭，就在于这个案子假如说能够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去解决，哪怕这个解决历史证明是错的或者没有充分的依据，但通过法律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实际上像孙中山和国民党，如果认同司法解决，会有助于他们在议会斗争中获得更为强有力的地位。但是，在此，我们看到孙中山他内心并不是真正的信奉法律，他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观念。尤其是他发起了二次革命，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宋教仁的案子，而在于这个案子所导致的革命党人所发起的二次革命，这个革命破坏了和严重的阻碍了中国从非常时期到日常时期的转型进程。

　　第二个问题，就像刚才诸位老师所说的，中国的近现代史，宋教仁的地位虽然很高，但仍然是边缘性的，主体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共产党延续着孙中山这一脉过来，高举辛亥革命的大旗。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这一脉人政治路径，其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在整个近现代历史叙事中，在国民党的党史中，在共产党的近代历史中，都是被严重的忽视。我认为，在宋教仁被刺前后，在国民党内部，实际上隐含着对现代中国到底怎么建设的两条不同的政治路径。

　　一派就是孙中山，他虽然表面上承认北方政府，但是内心还是坚持他的革命主张，他还是希望通过革命彻底的打垮北方势力，建立起一个革命党为主体的执政党，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共和国，他的手段还是要进行一番革命。另外一条路就是宋教仁的道路，他主张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革命的道路要终止，要走正常的议会和国家宪政，通过议会斗争，通过选举来赢得执政党，然后来重新组建一个国家。他走的是民主宪政的道路。所以说即便他在死的时候，他还是对袁世凯寄予希望——倒不是对袁世凯个人，而是对这个总统的法统地位——寄托了希望。

　　袁世凯当时也未必就要当皇帝，当时他还认同宪法，重新制定宪法，还是共和宪法，然后在宪法下实现他的领导，他要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我也比较同意章永乐的探讨，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确实面临着地方集权与地方自治的诸多问题。国家要建设，但是国家建设又不能完全把地方的生命力彻底摧毁，这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即便宋教仁将来从政，他也不可能立马成功，斗斗合合，合合斗斗争，这就是政治，西方的政治或者是任何现代国家的政治哪个不在斗，国家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改良出来。老一代的人退下来，新一代人出场了，总要进行改良，这是现代政治之路。从革命转向一个宪制，我觉得这宋教仁的议会路线和政党政治的建国理论与实践，以及所具有的意义，在国民党的党史，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中没有去认真考虑，只是把宋教仁、孙中山划为一波，袁世凯划为另一波，忽视孙中山与宋教仁二人就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重大分歧。

　　1913年：被中止的议会政治

　　宋教仁被刺的幕后指使人，无论是现在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根据当时比较确凿的证据，都指向北方。但是不是袁世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这个事件，如果政治成熟，当时就不会重启革命了。如果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当时国民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它的政治力量可能会逐渐扩大。二次革命爆发时，袁世凯在议会中占的席位也是很多的，所以孙中山重启革命，革命本身的失败是很正常的。而且二次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后来效仿。也就是遇到政治难题不通过法律解决，而通过武力，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

　　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延续着中国100年前的问题，还没有跳过宋教仁这一环？就是因为二次革命开了一个重大的恶果，遇到事情就要动枪杆子，枪杆子本身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刚开始枪杆子是需要，但建国后，则需要建立宪法，逐渐把各地军阀的军队作为国民军，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重启革命，就是一个恶果，这在政治博弈上打破了现代中国或者是任何国家古今之变的的逻辑。更可悲的是1924年前后，国民党真正建立起了在一个法律之上的党，然后建立黄埔军校和党军，这一系列过程使得中国在1912年那样正常的逻辑发生了大的逆转，进入到另外一套逻辑。这套逻辑，在普通的情况下，不一定能成事。但是国际大环境下，也就是苏联这套建国模式在世界上占主流的时候，再加上第三国际对亚非拉的渗透和支持，赶上这个大的时代潮流，中国就进入了另外一条道路。这个道路使得100年后，我们还是没有恢复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1912年、1913年至少还有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我们现在面临着转型，刚才迟教授说了，它必然迈不过去或者说绕过宋教仁的道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时间长短。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如何使得宋教仁所留下来的这笔遗产，在100年后今天，大家把它高举起来，而不是把它遗忘了。宋教仁当时留给中国人的财富，需要重新注入新的生命。

　　我顺便再谈一点，现在我们说大国崛起，崛起什么？中国现在连个日常国家都不是，因为你连民国时期的主权、认同，到现在还是分裂的(两岸四地)，国人的认同已经大大减弱了，统一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宋教仁这个命题是我们绕不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一位学者说是宋教仁是现代共和国的第一个为共和国的牺牲者，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他是中国现代政治第一个伟大的牺牲者。当然他所留下来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绕不过去的，迟早要走向这一步。

　　今天我们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回头再看宋教仁遇刺案，不是简单的历史考古，一个跟现实无关的历史故事。实际上与我们当下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所面临的议题是不同的。1913~1913年，第一年是革命，是武装暴动，第二年是国家构建，第三年是是日常政治的建设，在这个建设中一系列的法制、宪政、政治议会建立起来了。但是宋教仁被刺使这个正常的路径戛然而止，后来袁世凯的失败导致军阀混战，使得十年时间没有制定出真正的宪法取代临时约法，之后就是1927年的国民党，它完全是一个新的、超越于日常政党政治的苏联式的党。现代社会中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从宋教仁时期就已经中止了，但是并不等于这条路必然要死亡，只是说它有待我们在今后要重启。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间纪念宋教仁是非常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谢谢大家！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