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杂志第383期封面
原标题：政治文明发展的自觉命题
——对政治观的深化讨论
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总看法、总观念，其内涵随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主体对政治有着不同的理解认识和价值判断。一个政党和公民主体其正确的、科学的政治观的确定和树立，一方面由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情势所决定，同时与政党、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主观认识分不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使命、目标、任务以及价值系统等都发生重大改变，自然其政治观也必然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大调整大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社会加速转型，同样要求政治观必须与时俱进。
人民论坛杂志(10月上期)推出特别策划《新政治观探讨》，就新政治观“新”在何处、突破点和关注点在哪里、新旧政治观转换逻辑链条、政治观如何影响政党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等进行了探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网、新华网等门户网站总计有超过30万网友参与跟帖评论；在百度搜索“人民论坛新政治观”，有2000000条以上搜索结果；在新浪微博，众多知名博主转发、评论本策划。有专家保守估计，此组文章仅在新浪微博上就有千万人次以上的传播阅读。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公众对这些深层问题的高度关注。
本刊编辑部也收到许多专家与读者的来电来函，参与问题的讨论。大多数读者和网友对《新政治观探讨》给予充分肯定，也有指出此次探讨虽然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不够深入，期待本刊进一步组织专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期约请韩冬雪、李良栋、许耀桐等著名专家学者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传统与现代政治观特征与关系；政治观本身的演变与生成规律；政党变革深层逻辑与现实路径；如何构建政治自信；如何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关键词是什么；政治革新的思想来源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法宝。李长春同志在今年6月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深入推进工程，更好地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解放思想，回应时代，面对大众，革新政治理念，研究基本问题，唤起改革攻坚的巨大勇气，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政治观革新：理论解构与自主建构
作者：韩冬雪
没有经过对所谓“旧政治观”本质特征的解析扬弃阶段，没有经过一个广大政治主体自主反思传统——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阶段，就谈不上为新政治观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近来，通过推动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出路和实现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但是，在如何“告别传统、告别革命、超越左右”的激烈争论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譬如政治观的含义，传统与现代政治观的内容、特征与关系，特别是政治观本身的演变与生成规律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梳理和明确的解读。在我看来，跳过对上述前提性问题的解答，直接切入对所谓“破旧立新”问题的探讨，并没有让所谓“新政治观”的轮廓更加清晰，却酝酿着引发一场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相反，当从理论原点出发达成共识的尝试取得进展之时，却可能意味着我们真正开始学会用一种现代的思维来思考政治观念领域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政治观演变与政治观的现代化问题
政治观是政治主体对整个政治世界的集中表述，以对政治本质、内容及其规律的理解为核心。后者不仅是人们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理性逻辑起点，同时又为驱动思想和行为的心理与情感确定了基调。作为个体的政治观可能是变动不居的，但作为整体的政治观则是可以被概括和标注前缀的。
在西方语境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观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就其本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的命题时，他所谓的政治，是一种囊括了当时政治生活主体全部社会活动的范畴，其所映射出的，是一种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加具体区分的“全方位、泛公共性的政治”，这种政治的本质目的与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为人的价值标准之间表现为一种不需论证的天然统一关系。
西方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政治为这种近乎具有纯粹“公共性”的政治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罗马共和制的实践则推动了其进一步的体系化。但当赋予这种政治观以现实合理性的政治格局在不断的内外冲击下崩塌解体后，西方社会的政治观也随之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上层建筑安排的教权与王权、君主集权与贵族分权之争强化了对政治权力本位属性的认知，而伴随着中世纪经济格局变迁的私人领域的悄然扩张，则成为了孕育权利本位政治观的渊薮，这两者都使得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理想色彩逐渐淡出，从而也为近代以来西方政治观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肇始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方式，明确地缩小了政治的涵盖领域和指涉范围，突出强调了政治对社会价值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特征。
近代以来，正是这种基于利益和权利博弈前提的政治观，最大限度地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在政治领域内，当人们意识到古典时代的政治模式已经无法再现于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中时，西方政治也就只能沿着上述政治观所设定的路径走出宗教蒙昧主义的阴影，进而衍生出当代西方价值观的主要构成要素——如民主观、自由观、权利观，并由此推演出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正是这种西方政治观赋予了现代社会所通行的政治观的基本内涵，但我认为，今天之所以还有讨论新政治观议题的必要，决不是因为它已经被化约成了一个做既定单项选择那样的简单问题。同样，承认现代政治观的许多内容出自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观，也并不等于将两者等同起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当公民社会的自主成长开始不断为现代政治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时，上述那种将政治与公共社会生活刻意剥离开的政治观本身，也给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新的挑战。比如，沿着权力和权利双重本位政治观的逻辑，民主的失败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最终都是无法解决的。更严重的是，这种过于窄化的政治观天然地孕育着极端功利化的因子，它可以导致用选举来化约民主，也可以用“市场法则”来置换经济规律。也正因为如此，战后西方理论界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发现”政治的公共性内涵，试图超越利益博弈假设的窠臼，从提供沟通与协商机制等层面来认识政治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内涵。
当然，时至今日，这场反思与重构的运动还远未达到引发西方政治观“第三次变革”的程度，但是它提醒我们，西方当代主流政治观脱胎于窄化、弱公共性的传统政治观的内在缺陷，仍然需要被深刻地反思与克服。它提醒我们的问题是，政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决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跨越过程，人们固然可以在过渡过程中不断积累现代性因素，却无法试图超越政治和社会经济史长时段的演变规律来塑造出一个现代政治观的范本。
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双重属性与“革命思维”的必然逻辑
回到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发展脉络上，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来概括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过于早熟的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基本特征。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得十分微妙。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权力本位的政治观，起到为后者对应的权力差序格局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作用。另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提供了一种对权力的不稳定的、非制度化的制约机制，同时也在中国人政治观念土壤里埋下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种子。后者的悄然生长，在中国近代以来传统政治崩坍的过程中，扮演了为致力于“整体解决方案”的理性建构主义提供着本土合法性荫庇的作用。由此，也因其与权力本位政治观难分彼此的羁绊，而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现象的出现，即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的起步，总是要从权力本位的传统政治观中寻求革命性解构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革命思维”下强调政治斗争性观念的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其合理性。
就本质而言，革命是一种通过暴力的方式改变政治格局和秩序，迫使现有的政治权力或权威主体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活动，这就决定了用于指导革命的政治观必然需要强调政治权威性分配和权力斗争活动的特性甚至将其推向极致，而革命的深层心理依据也必然引导着人们将对理性权威的崇拜推向极致。从现代化的趋势上看，这恐怕是扫除传统障碍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路径。但传统政治观并不是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终结而一步退场的，它还要沿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影响经历了革命洗礼的人们，而一旦中国过度发达的权力本位政治传统实现了与激进理想主义的合流，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原本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服务于政治观现代变革的革命时期的政治观念，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革命体制”内政治思想和行为主体，使自己成为了主人，披上了“新政治观”的外衣。但就长远而言，这种名不副实的“鼎新革故”既无法弥合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会因为源自权力本位思维解构手段的过剩，而纠缠于忧虑新一轮革命周期的尴尬境地。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革命政治观”的大行其道，又是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在双重本位属性之外的又一特征密切相关的，即公民社会缺位和公共空间缺失所导致的对政治公共性认识的严重不足。换而言之，在中国政治观念的演变史上，依托权力的灌输、宣传、教化一直是塑造中国人政治观念的主要方式，而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自觉与反思则显得微乎其微。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观领域内告别传统的变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归根到底也正是在回归政治公共性本质方面踟蹰不前的必然结果。这一根本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无论是有效制约权力机制的运转，还是其后蕴藏的弱化斗争、强调沟通、和谐、包容的政治观念成为主流目标的实现都将是遥遥无期的。
新政治观的形成：解构扬弃——自主适应——自然生长
纵观政治观演变的历史，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从来也不是那么截然鲜明的，没有经过对所谓“旧政治观”本质特征的解析扬弃阶段，没有经过一个广大政治主体自主反思传统——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阶段，就谈不上为新政治观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通过对东西方政治观演变脉络及各自困局的解析，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有着自身的逻辑规律。就此而言，尽管从传统到现代政治观过渡既没有，也不需要过多的教条范本和所谓的“普世”路径，但仍然是包含着一些可以视为共性的原则的：
首先，新政治观是以对传统的解构扬弃为前提的。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时下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政治观念对当代中国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即拥有话语权优势而又处于反思变革中的西方现代政治观，附着于包括“革命思维”和文化保守主义之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以及主要在确立政治信仰、影响政治价值、维系政治制度方面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仅就前两者而言，事实上它们都包含着一定的传统成分，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现代政治的现实保持着时空和价值需求方面的契合。因此，对其在新政治观形成中的两方面作用，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比如，要最大限度地消解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治的历史残留物，在新政治观中引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内容，是新型政治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我们又要善于发现和改进这些制度和观念本身与现代中国政治需求之间不尽相合之处，预防政治观念领域旧瓶新酒和庸俗实用主义问题的发生。同理，作为一个新思维本土化渐进生长和为大众习得的过程，政治观念的现代变迁又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价值、政治伦理和政治思维的襄助。总而言之，政治观的延续变革是一个破立结合的动态过程，它并不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之间维持一种暧昧的平衡，但却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一切资源，来铺设一条通向现代政治的现实与理念高度契合的渐进式的道路。
其次，新政治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性的自主适应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政治观革新的价值意义，首先是从政治观作为特定共同体成员认识政治的整体观念体系这一概念出发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少数个体、群体，特别是政治或知识精英政治观念领域的突变作为新政治观形成的标志。正如我在解析中国传统政治局限性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需要社会自主成长、自主选择、自主适应的时代，既然已经明确了要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多元整合机制作为现代政治的新基础，也就没有必要延续“替民思考”的思维惯性，重复传统政治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特定政治观念的模式。在不否认新政治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引导的前提下，我们更需要信任社会、信任广大民众对现代政治自主适应的意愿与能力，而最有利于现代政治稳定发展的建构共存的多元主义，也只有通过社会的自主选择与磨合才可能植根于共同体的政治文化当中。反之，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把政治观念领域变迁的主导权交还到社会手中，那么无论在左中右的政治观谱系中选出的是哪一种方案，都可能因为遭遇来自社会的抵触和拒斥而无法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根基，而所谓的“超越左右”、“告别革命”也都将不过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已。
再次，新政治观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归根究底，政治观的演变是经济社会领域变迁的必然结果，我之所以要强调新政治观是“自然生长”而不是“设计”出来的，不仅是源自对理性建构主义的质疑，更是基于这样一点基本认识，即政治观念领域的现代变迁绝不可能超前、甚至独立于现代政治制度、机制领域的实践之外。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教化、引导为核心的活动固然是政治观形成的条件之一，但与之相较，人们更多的还是在日常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实践中，点滴感受、积累、习得和反思着自身的政治观。因此，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成为一项依赖专业指导、专门施工的工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之所以饱尝政治现实与政治观念领域冲突断裂所带来的焦虑之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人为地割裂了现代政治与现代政治观之间的逻辑联系，希望通过移植或“设计”一种“现代政治观”来奠定现代政治的思想基石，这多多少少是颠倒了现代政治观形成的逻辑。或许，只有当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赋予政治观的变革以更多附加含义的时候，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领域才真正实现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当前我们需要的是政治自信
作者：荆学民
所谓的新政治观，为当前的政治改革理论研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刺激了目前政治改革理论研究的敏感神经。不能指望它成为一种灵丹妙药，一剂下去就能抚平目前我们的政治焦虑
毫无疑问，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社会发展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较之于经济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尤其到了目前社会发展的关键期，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产生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焦虑”。伴随这一焦虑，是社会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急切渴望，以及对其深层问题的深度追问。我们也不难理解《人民论坛》杂志因此而组织的“新政治观”讨论引起的强烈反响了。
所谓的新政治观，为当前沉闷乃至于沉寂的政治改革理论研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刺激了目前政治改革理论研究的敏感神经，产生了某种“鲶鱼效应”，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其意义至此已经足够了。当然不能指望它成为一种灵丹妙药，一剂下去就能平抚目前我们的政治焦虑，但就所谓新政治观提出的或间接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目前中国所缺的是政治自信和政治勇气，并不是什么新政治观
进一步而言，用所谓新政治观的核心观点并不能真实而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当下的政治改革问题。若用“新政治观”来概括会误导广大民众。
新政治观的作者指出，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所谓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等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可以看出，这里对“政治”与“政治观”的看法一点也不新。在我看来，新仅仅在于用旧的政治学理论分析了中国政治实践中的新问题，因而，是分析的对象新，而不是理论本身新。
在政治学理论中，历来就存在着多种“政治观”。诸多“政治观”的分歧不在于对政治本身有着多么不同的见解，而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设计政治制度。如以个人为政治分析单位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因而崇尚的是“天赋人权”、“公”“私”分明、政府合法性来源于民、政府(政治)为“恶”、制约权力等政治制度设计理念;以“阶级”为政治单位的政治观是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理论的根本在于，个人的本质是社会的，社会的个人，以“阶级”为经济和政治单位并以此构成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马克思发现了阶级这一看似为经济团体的政治意义，因而，以阶级为基本元素的政治理论可以分析解释任何阶级社会的政治生活，与此相应的政治制度设计也以阶级斗争为着力点;以“团体”为政治分析单位的政治观，其本质特征是对“团体”去政治化，将社会中个人存在形态的“阶级”还原为价值中性的“团体”，其政治制度设计自然也就以满足社会中多元政治团体利益为基本理念。这种政治观中的“政治”成为一种凌驾于各种政治利益团体之上的、协调各种政治利益的管理“艺术”。第三种观点往往被冠之以“现代政治观”。
用“现代政治观”来分析目前中国的政治实践，恰好可以推论出“新政治观”作者所提出的论断：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而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则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群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所以，“新政治观”的“观”并不新，新只是将其用来分析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而已。
那么，这种“新政治观”的解释效力又如何呢?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经失去作为“整体”的阶级存在的元素，因而，继续坚持革命党的阶级性的政治思维显然是不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旧有的作为整体的阶级不存在了，而各种新的“政治利益团体”却是客观存在的。说得温和一些，经济利益团体的不同政治诉求已然存在，且相互之间的政治诉求、分歧乃至斗争越来越尖锐。其中，社会最为焦虑的是：经济利益与特定政治权力的结合或者融合，越来越“固化”、“板结化”，这已经被社会诟病为“权贵阶层”。当前的这种现实，用所谓“新政治观”能否有效“协调”?能否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塑造新的政治信仰、设计新的政治制度、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我看未必。其实，中国共产党不应丢失它的最基本的一个政治信念：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现在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不缺乏政治理论，缺乏的是必要的政治自信、政治胸怀、政治勇气和政治行动。
在政治认识上，区分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
在政治认识上，区分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给社会民众的政治想象留下空间，给社会民众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反思乃至检讨留下余地，给社会民众的政治情绪发泄留下场域，给政府的行政改革与政党的政治思想、政治操作留下缓冲地带。从政治学理论上讲，政治与行政的区分是一个基本的原理，并不新，但是，与前述所谓新政治观类似，在目前的中国，用来分析、引领社会民众的政治认识却具有崭新的意义。其实，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化是现代政治观的基本要求。随着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化，政治系统本身必然要经历一个专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就是政治与行政的分化。
当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胜利品属于胜利者”的政治理念支配下，对政党于国家的统治采取了“政党分肥制”，致使执政党因利用直接掌握国家行政资源的“天然优势”变得越来越腐败，产生了权贵结合的腐败阶层，可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反思和改革的结果，是确立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现代政治观念与政治机制。政治学家威尔逊曾激动地借一位德国学者之口赞叹说：“政治是所涉事情重大而普遍的国家活动;行政相反，它是关于个人和细琐事情方面的国家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活动家的特殊领域，行政则是技术官员的领域。虽然政策若无行政的帮助便一无是处，但是行政并不因此就是政治。”政治与行政的区分，要求在政党政治的背景下，给政党政治的人事及制度安排划定一条边界，将其从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中排除出去。政治依靠选举，行政依靠考试，政治依据选举而进退，行政依靠考试而出入。
依照这样的理论来观照中国的政治实践，虽然在过去的政治改革中我们也强调过所谓的“党政分开”，但从整体上看，现在的政治生态所呈现的是政治与行政合一，事实上也是多层面的二合一。这种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不加区分、不加隔离带来了许多问题。第一，党对行政权力的直接行使，确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腐败;第二，政党的某种政治理论没经过必要的“反思与检讨”就直接转化成政治制度以及行政政策，增加了失误的可能性;第三，某种行政政策的失误或者不妥，本来只是在政府的行政层面，但可能直接“归因”到政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认识;第四，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众的政治焦虑，有可能只是源于对现行各种具体的行政政策的迷茫与不满，但却不经过任何环节，迅速指向政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认识，进而转化成对党的领导的不满。
事实上，从政党的政治思想到政府的行政政策要经过许多环节，在这些环节的流转中，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中央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中央是好样，下面变了样”。如果我们的党政分开做得更好，如果社会民众能正确认识政治与行政的区别及其意义，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到行政上的不满并不影响政治上稳定。现在已经造成社会普遍不满的大成本“维稳”的困局也会得到改善。当然，在中国，区分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最终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但是，理论引导实践，确立这种现代政治理念却是不可忽略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不必“重新解读”
从政治信仰角度看，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而是要区别社会理想政治信仰与个人政治信仰，保持二者之间适度的张力，形成政治信仰之间的良性互补与互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不必“重新解读”，解读来解读去还是共产主义信仰。改革开放以来，诸多理论都在“重建”信仰，到现在效果甚微。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但觉得并没有说服大众。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民众需要在党的政治信仰之外有自己的信仰。在西方，民众的信仰基本就是宗教信仰。在中国，民众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未必不可。当年周恩来同志就说过，到共产主义社会要不要宗教信仰还不能把话说死。我们的宪法也规定，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在于，在当下的中国，纯粹的个人精神的宗教信仰很难想象，它总是要与政党、国家的政治信仰相交集!也就是说，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从个人角度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党和国家所引领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信仰。这就引出了一个党、国的社会理想政治信仰与个人政治信仰的关系及处理方式问题。一般来说，个人政治信仰虽以不同的个人为载体，但在其“超越性”上和社会理想政治信仰是同构的。在革命与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个人政治信仰往往直接寄托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信仰之中。特定的社会政治信仰也具体地渗透在个人政治信仰之中。但是，在社会转型期，或者说，在社会发展的特定理想目标被社会转型所阻断或被解构重塑的时候，个人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政治信仰就会严重错位甚至相互背离，整个社会原来依靠政治信仰而产生的政治凝聚力就会下降乃至消解。中国社会目前就是这种情况。解决之道在于：放松个人政治信仰的构建空间，以克服僵硬意识形态教化所带来的民众逆反情绪，形成自觉的民众个人政治信仰系统，与党、国特定政治信仰形成互补及良性互动。
中国目前的政治焦虑，原因在于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政治沟通不畅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依赖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建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对外应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政治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对内则应融合民间社会的政治心声与表达方式。
所谓新政治观提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政府、精英、平民三大政治话语系统，并指出“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其后果将导致“撕裂社会”。其实，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政治精英话语体系”。独特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的体制，导致了所谓的政治精英一般都在“体制内”。共同的政治立场与利益，使得所谓的政治精英话语体系往往就是政府话语体系，或者说，政府话语体系往往通过自己的政治精英话语体系来表达与传播。至于平民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国则是一种“政治奢望”：场域很小、通道很窄、偶然性很强、影响很微，完全不能用与政府话语体系并列的“体系”来描述和总结。
因此，当我们强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时，先不说对外传播内涵与世界政治文明的“相容相通”问题，仅就对内而言，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在认同、确立某种政治理念、设计某种政治制度的时候，一是要广泛听取民间社会大众的政治心声，二是用民间社会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说让民间社会广大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这正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社会化”与“大众化”战略问题。现在，在政府话语体系中仍然充斥着假、大、空的程式化的词句、命题、原理，甚至让民众极为反感的“文革体”也有所回头。这些话语读起来很涩，想起来很难，记起来很空。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推进，社会的“政治共识”不可能越来越“一元化”，而是会越来越“多元化”，这就决定了政治话语体系也是多元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将会是一种包容世界各种政治文明、反映并表达传播社会民间各种政治心声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亟待研究政党变革的深层逻辑
作者：周淑真
世界各国执政党兴衰成败之间存在着内在机理和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必须重视和遵循这些规律
2012年的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欧债危机——特别是希腊、西班牙等国债务危机使国家濒临破产，这是政党政治“过度的民主”所造成的，政治选举导致民主的“短视化”。而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是民主政治发展滞后所造成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中国民众急切地盼望“肃贪、治乱、共富”，特别是“反腐败”这杆大旗有巨大号召力。
我们必须承认，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党如何治国理政，始终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新政治观的核心始终是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
适应变化与时俱进则强拒绝变革停滞僵化则亡
政党的确立和发展是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近代世界发展来看，300多年来，世界各国政党林林总总，生生死死不计其数。据2010年统计，目前全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中，除20多个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无政党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政党，大大小小政党共有6200多个。从各国历史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选民基础或者阶级基础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适应变化与时俱进则强，拒绝变革停滞僵化则亡，成为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而在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渴望和意识形态，民主几乎赢得了现代意义上的普遍影响”。与民主相联系的原理、原则、态度和习惯建构的各种政治制度、规范、政治行为，构成政治民主的基本要素，它与专制相对立，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政治文化遗产，成为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民主形式和机构”，如选举、议会、内阁和总理是处理议事日程、作出政治决定最为方便的工具。民主的制度形态尽管不同，但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所采纳。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
世界各国执政党兴衰成败之间存在着内在机理和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必须重视和遵循这些规律。
如不能实现自我转型改革将缺乏足够的空间
当然，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近代历史发展使我国在政党政治方面走上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党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力量，并对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负有全面责任。
西方国家的政党以议会为主要舞台展开权力与利益的角逐和分配，不论哪个政党执政，它所需要做的主要是运转“国家机器”，而不是设计制造“国家机器”，任何执政党的下台都无损于“国家机器”，甚至不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我国却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是现有“国家机器”的最初设计者、制造者，同时是运转“国家机器”的操作者，也是“国家机器”的维护者，更是修缮者与改进者。党不但肩负着政治领导职能，同时还执掌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负总责。如果说其他国家执政党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中国共产党则承担着无限责任。
回顾过去，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自己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为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制度保障，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为标志，铸造了世界政党史上伟大的丰碑。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以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革命党的主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政党历史上最成功的革命党。革命党在完成建立新国家政权的任务后，必然面临着不断转型。因为政治逻辑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党成功之后，事实上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它不可能继续以“革命党”的姿态和“阶级斗争”的方法从事建设。“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和“无产阶级转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失去理性和价值支持的权力对社会造成的灾难，从反面深刻说明了这个道理。虽然从新世纪以来，党在思想理论上重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但革命党的思维模式和政党理念或多或少依然影响着我们。对解释社会现实缺乏说服力，精神建构方式脱离实际，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与理论解释的无力苍白形成鲜明的对比。
执政党如何认识危机以及如何面对危机实现自我变革，已成为中国解决社会危机的关键。执政党如不能实现自我转型，则改革将缺乏足够的空间;改革如缺乏足够的空间，则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而社会的剧烈震荡往往多以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届时无论执政党还是整个社会，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以执政党新的变革，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现在中国应对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认真研究政党变革的深层逻辑，从思想理念到制度形式，逐渐增加民主的成分和含量，实现从革命性政党向民主性政党的变革。
生来变革世界的政党通过变革自身就能继续引领时代
政党政治理念变革，是政党面对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的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在思想理论、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主动或被动地作出的反应，是政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继续生存所进行的选择。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新的变革应表现在：
一是在思想观念上从坚持“专政”转向重视民主的价值。以人的尊严、人生价值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包含平等、公义、理性、协商等原则的内涵，应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主张上。执政党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调整自己，对已有的理论和原则依据进行全面分析和重新诠释。
二是在形象上以建立廉洁政治为目标，严惩贪腐。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高度腐化的社会必然充满愤懑和不安。改变腐败严重的现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制度的作用，使各项制度切实运转起来，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监督，各级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执政党内的监督、舆论监督，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彻底改变千方百计规避监督和把这些机构作为摆设的心理。在具体做法上，除严格执行现有预防和惩处腐败案件的各种制度法规外，也应采用各国通行的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等预防腐败的有效做法。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使整个国家和社会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腐败不除，“攻守之势异焉”。认清各种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和内在逻辑，让权力切实得到监督，才能重新找到那些中下层民众需求的精神动力。
三是必须认识对自身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更符合时代的组织结构和构成体系，以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机制的实践和创新，创造出活力健全的肌体。一个政党的影响和能力不是总与党员的人数成正比，苏联共产党垮台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应以权力结构得到改善为出发点，同时应重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使愿意为党的事业冲锋陷阵的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得以发挥。而在制度机制上，要改变现在某些带有“官本位”色彩的作法和规定。
执政党需要新的动力、思想和远见，回应时代，以更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方式面对大众，这是政党政治理念变革的核心价值。这样党就能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唤起改革攻坚的巨大勇气。生来变革世界的政党通过变革自身就能继续引领时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关键词
作者：李良栋
执政党如何进一步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落到实处?这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
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泛指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整个治理;狭义政治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利益要求围绕公共权力展开的活动。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广义的政治观，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肯定会和盘托出，这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全党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而狭义的政治观，倒是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这就是：执政党如何进一步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落到实处。这包括拿出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提高领导和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和韬略;提升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智慧和水平。
真正拿出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一方面是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深层次矛盾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别、严重腐败、社会失信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而恰恰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才导致的。所以，必须有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解决上述突出问题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同样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如缩小贫富差别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应该在制定缩小贫富差别的政策过程中享有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才能保证这些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解决腐败问题途径固然很多，但权力制约是其主要形式。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有效作为，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解决政府公信力下降与社会诚信流失也绝不是党和政府一家的事情，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解决。同时，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这个过程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重要资金的使用、重大项目的去留，必须而且应该尊重人民的意志。同时，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内在地要求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下，通过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获得最大经济效率。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全、发展水平还未到位，与我国现行的政府职能转换远未完成不无关系。尽快转换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现代法治政府，切实提高政府能力和履行政府责任，才能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提供有效地服务。同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客观地使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势必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求，而这种经济利益要求必然通过政治要求进行表达和协调。民主就是协调利益矛盾的较好形式。
以上都充分说明，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在中国只有社会公众的愿望和要求还是不行的，必须还有执政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切实提高领导和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和韬略
执政党要切实提高领导和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和韬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启动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顺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能力的提高。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执政党要善于统筹全局、合理规划。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对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重大问题，应当积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在把握客观规律、真正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逐渐提出改革的措施。对于目前影响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应该抓紧进行。譬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这是适应经济改革，解决政企不分，真正消除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的根本问题。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当务之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防止腐败的根本途径。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实现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馈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设想，等等，都应当不失时机地推出改革措施。
提升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水平和智慧
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客观地要求改革主体即执政党和人民大众两个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这与执政党正确引导、人民大众共同建设的新型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既能够继承民族合理传统成果，又充满时代精神;既立足于国情实际，又能够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政治文化。所以，尽快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要任务。譬如，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哪些区别和联系;什么是自由，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的自由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有哪些共性，与西方鼓吹的自由至上有着什么样的不同;什么是平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仅要追求机会平等，更要注重结果平等，等等。只有廓清这些核心理念，在理论上说清楚、搞明白，才能够让人民群众真正信服，让社会大众衷心接受。这是对政治文化建设实行引导的基础和前提。
同时，应善于通过政治社会化对整个社会进行民主法治意识宣传和培育。由于执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能量，其在公民社会化的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应当切实提高组织能力，努力改善引导水平，逐步地培养人民健全的公民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使民主法治观念牢牢扎根在民众心里，以便为民主法治建设造就广泛的活动主体。
执政党应该加强党内自身政治文化建设。在引导全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中，执政党必须充当社会的模范和表率。必须看到，我们党内一些成员头脑中确实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思想余毒。特权观念、等级意识、“潜规则”、“关系学”等不健康的观念还有相当的市场，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发扬。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盛行的“全盘西化”思潮在党内部分成员中也有一定影响。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党内自身的政治文化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这种情况和执政党所承担的引导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存在很大差距。所以，执政党在引导全社会建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进程中，必须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普遍树立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理念，才能承担起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政治变迁应从激进化转向渐进化——新政治观还须加强的两个方面
作者：许耀桐
执政政治观不应保持激进化的革命政治变迁观念，而应稳健从容地推动政治发展
政治观是对政治问题的总看法、总观念。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党、一个团体，要确定和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政治观，一方面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矛盾、政治斗争和政治发展的客观情势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政党、政治精英人物的主观认识分不开。尤其是当国家的政治矛盾、政治斗争和政治发展发生变化后，政治观的调整、演进、转换、革新，就成为关键的环节。对于新政治观的形成，我在《人民论坛》(总第380期)谈了要进行六个方面的革故鼎新，现在感觉还不够，意犹未尽，再补充两个方面。
从政治生活的神秘化转向公开化
革命往往是在没有民主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实行专制制度的血腥镇压政策，不允许在野人士和党派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对政治问题采取讨论、协商的民主方法方式，强硬地逼迫他们成为革命党、地下党，只能采取秘密隐蔽的斗争方式。专制社会的屠刀政策，不但造成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神秘化，而且也迫使革命党内部的政治生活整体上变得十分神秘化。革命政治观则以神秘政治为武器，也以神秘政治为自豪，只讲政治服从、不讲政治商量，只搞政治保密、不搞政治透明，只要政治结果、不要政治过程。
本来，政治是有关社会公共权力的形成和国家公共管理的活动，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政治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它是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政治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任何党派、公民对政治具有知情权。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活应有清晰度、透明性，破除封闭性、神秘化。因此，如果说反动统治扭曲了政治的性质，造成革命政治观只能宣扬政治生活的神秘化的话，那么在执政时代，执政政治观就一定要将政治生活转向公开化。革命政党不是为了通过革命手段取代反动政党而成为新的专制政党，轮流做“皇帝”，那样的话，革命就显得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向社会公开，向公众公开，政治问题经人民讨论、决定。
从政治变迁的激进化转向渐进化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一个国家机器取代另一个国家机器的强力推进，这样的革命不容犹豫，不容等待，要求拿出拼命的精神，追求百米冲刺的速度。革命政治观反对“小脚女人”，甚至慢跑也不过瘾，它对国家的政治变迁，主张只争朝夕，速战速决，立竿见影，认为不搞激进就没有味道，就没有动员力。革命政治观欣赏的是政治激情，喜欢开政治快车，时刻寻求政治激变。
革命政治观崇尚激进的政治变迁，固然有合理的一面，但世间事物并不是都如革命一样，只有百米冲刺，只有急剧变化一种形态。对于进入执政年代的政治发展而言，就其常态性的社会运行而言，更为合适的是采取平稳渐进的方式。执政政治观不应保持激进化的革命政治变迁观念，而应稳健从容地推动政治发展。执政政治观对政治发展走渐进化的路径，并非保守、无所作为，而是循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拔苗助长，避免欲速不达，使政治发展治理有方、安定有序。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新政治观的一体两翼
作者：佟德志
新政治观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是谁的创造，它既是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同时又会适当超越政治实践的一般性规定
应该说，新旧政治观念的形成与转变，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然而，却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广泛的讨论。在这些讨论当中，新政治观的内容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公方彬教授从政治信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执政党的政治伦理、体制制度、政治话语系统等5个方面分析了新政治观的关键。许耀桐教授则从政治关系、政治竞争、政治宣传、政治开展、政治社会、政治精神等6个方面界定了新政治观。周淑真教授明确地将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作为新政治观的核心，这与王长江教授的“革命党”思维转变说亦是不谋而合。
这种讨论引起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与呼应。陈群在《大公报》撰文将新政治观的讨论与党的“十八大”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树立中庸稳健的政治观。有网友甚至将新政治观的确立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三次飞跃，认为中共在成功解决民族独立、民生问题之后，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的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到底如何理解新政治观呢?我个人觉得，新政治观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是哪个人的创造，它既是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同时又会适当超越政治实践的一般性规定，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如果只是政治实践的总结，这一政治观就不会是新政治观，而是旧政治观，或是一种政治观念史的研究;如果不跟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而只是设计出来的一些新观念，它也不会是政治观，而只能是一种政治幻想。从这一标准来看，新政治观的主体是政党政治观，而其内容则是民主政治观，这构成了新政治观的一体两翼。
政党政治观的新旧转换是新政治观的领军主体。从政治观念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成为意识形态的首倡者和传播者，而其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这种情况自然不会例外。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然会成为新政治观的承载者。其实，在王长江教授、周淑真教授的讨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个命题。而且，其他学者和网友的讨论也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政党政治观视为新政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政治观的新旧转换是新政治观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被提到关系全党和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等一系列命题的提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同时，也必然会成为新政治观的核心内容。同时，随着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法治民主等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民主政治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尽管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甚至有很多否定民主的声音，但民主政治观已经越来越成为新政治观的核心内容。
对于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这两个方面，如何才能更好地协调，成为一体呢?这就需要执政党采取开放的态度，构建一种复合型的新政治观。就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为例，两者虽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就应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协调新政治观的组成部分，比如，运用“两票制”解决党在农村的领导权问题等。实际上，我们党在十六大前后，已正式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这构成了复合型政治观的核心。十七大又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十个结合”，极为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复合观念。我们看到，新型政治观不仅需要将一些优秀的政治理念树立起来，而且还应该能够将这些理念包容起来，形成一个和谐、完整的观念体系。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研究院教授)
文明复兴时代的新政治观
作者：秋风
今天，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对中国，这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责任。因此，新政治观必须具有世界视野、人类关怀。其本质是：权力向文明妥协、法律向生活让步
从文化回归维度看新政治观
新政治观之“新”，可有多个维度。今人习惯于向前看，向外看。这是完全必要而重要的。笔者补充一个维度，也许有点奇怪的维度：文化回归。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时代之新政治，必伴随中国文化之重建;理想的未来中国之新政制，当为中国文明之新政制。
自十九世纪末，中国进入现代立国(nation-state building)期，积极参与此一历史性过程的文化与政治主体，首先是敏感的儒家士大夫，随后是接受西式教育之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积极学习西方现代国家之诸制度及其理念、理论。不幸的是，他们迅速走向极端，走上忽视、乃至全盘摧毁中国固有文明，而以外来蓝图重建现代新世界之歧途。由此导致政体与文明、法律与生活之间的脱节，乃至对立。此为中国转型已逾百年，而依然不能建立稳定的现代秩序之根源所在。
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情况已发生极大变化：中国文明开始回归。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良性变化，不论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制度与私人产权保护，社会领域中的自治，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乃至于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理念之确立与制度上的变革，都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复归之结果。因为，所有这些变化之开端都是民众突破集中计划体制之制度，以自发回归传统制度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则对此予以认可。过去三十多年之良性政治，差不多都是这种认可的政治。
此即先贤探寻千百度之“新政治”，它就在这儿。其本质是：权力向文明妥协、法律向生活让步。由此而有政府权力向民众权利和利益之妥协，而有了真正的“政治”，也即多元主体通过论辩和博弈就公共问题作出决策的过程，诸多制度变革就是以此展开的。
只是，过去三十多年，这样的新政治一直处于不自觉状态，因而新、旧政治混杂，精神与社会秩序趋向溃散，制度难题不能获得有效解决，而形成目前令所有人焦虑之局面。今日所当为者，就是树立此一新政治之自觉。今日之新政治观应当本乎过去三十多年新政治之基本精神，而自觉地扩充丰富之，以最终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转型。
新政治观须以政治的文明自觉为前提
第一，中国文明复兴之自觉意识。中国是一个超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且至少在五千年漫长历史中，保持了连续性。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繁荣、扩展、强大的力量，正在于帝舜“诞敷文德”和孔子所说“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德”，也即文明。这个文明的政治共同体以仁义礼智信之价值为本，以共和为制，以天下主义为世界想象，而成就人类政治上一大奇迹。
自十九世纪末，先贤在救亡图存压力下，为“保国”、“保种”而忘记“保教”，甚至主动摧毁中国固有文化。至今日，中国虽有经济之腾飞，国力之强盛，而中国人之价值、生活方式和政治形态，皆出现严重断裂。
事实证明，无视、敌视中国文化之现代化，不足以建立起稳定的现代秩序。今日社会各界当抛弃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心结，自觉致力于复兴中国文明。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由于中国的巨大规模，这也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政治事务之一。
那么反过来说，今日中国之政治应当具有文明复兴之自觉。政治参与之主体，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商界精英、思想与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都应当意识到，解决今日中国所存在之问题，所需要的不仅是制度变革，还有中国式现代价值之构建、中国式现代生活方式。凡此种种，可为市场形成健全秩序、为社会自我治理与政治之良性变革构筑坚实基础，更关乎中国人之身心寄托，以及中国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之自信的养成。这些共同构成中国文明之复兴。
第二，中国政治主体性之自觉意识。基于此一文明复兴之政治自觉，当创制立法之时，应立定中国主体性，会通古今中外之优良制度，而服务于中国文明之复兴这个大目标。
中国目前问题重重，需要广泛的制度变革，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然而，如何变革?人们马上想到，学习外国，尤其是西方。这自然是必要的。毕竟，西方建立现代制度已有两三百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证明很多制度之有效性，中国当然有必要学习之。但是，西方制度自有其文化脉络，故中国不可能照抄其“形”。中国人只能精研其“义”，运用于中国文明脉络中，构建中国式制度。于是，理解中国文明，就成为有效地学习西方之前提。
也就是说，哪怕是学习西方之创制立法，也首先需要确立中国文明之政治主体性。中国应当立足于自身文明，参酌古今中外之经验，探索、构造中国的现代政制形态。这方面，中国人也确实积累了很多经验。为追求优良治理，中国圣贤进行了艰苦卓绝之努力，尝试了很多制度，其中许多制度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
当下中国之新政治观须立足于三项基本原则——仁本之政治价值观、共和之治理观、天下主义之世界秩序观
基于中国文明之政治经验，本乎普适的优良治理之道，可初步确定，当下中国之新政治观须立足于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仁本之政治价值观。政治需要价值：政治价值可以指引权力，让权力不至于堕落为个人或者集团追求或维持利益的工具，而保持公共性，即致力于国民之尊严、幸福与国家之文明、强大。政治价值约束政治活动主体，让他们具有政治伦理底线。
当下中国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个别官员缺乏政治和行政伦理。于是，这些官员们很容易成为物质拜物教信徒。这样的官员会以一种末世心态疯狂贪腐。这样的官员也会丢弃政治责任，比如家属全部移民。这样的官员会形成错误的政绩观和官民观，为自己的政绩牺牲民众的利益甚至生命。
在当下中国，官民之间、体制内外之间存在严重隔阂;即便民间社会中不同观念、政治派系之间，也存在严重隔阂，因而发生大学教授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打人的丑剧。出现这种隔阂、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缺乏价值共识。于是，政治上的立场被尖锐化，而没有任何缓冲机制。
必须重建政治价值。这个价值可用“仁”字为本构建现代制度支撑之“仁政”。
自孔子以来，中国人之政治理想就是仁政。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再完整的礼乐也不可能带来优良秩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然而，何谓仁政?今人多有误解。
正确理解仁政的关键在于明白“仁”的含义。孔子对仁有很多论述，最为经典者见《中庸》：“仁者，人也。”仁乃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最基础原则，它涵容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
中国之理想政治就是仁本的政治，这也是中国可能的政治。仁之精神应当灌注于每个权力部门、每个政治活动的参与主体，从政治家到官员到普通民众;仁之原则应当支配宪法及所有法律，应当支配政治之全过程。
仁本可重塑国家精神。当今中国物质主义盛行，在政府表现为增长主义，在民众表现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把人当成物，否认心灵，所以中国人虽然富裕，却并未得到幸福;物质主义否认文化，所以中国虽然强盛，在国际上却未得到足够尊重。物质主义指引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仁本则是反物质主义的，它以人为本，且承认人是一切事务的主体，也是其唯一目的。
仁本可树立健全的政治伦理。当今中国需要政治家。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智、仁、勇三德，而仁为大本大源。仁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人溺己溺之情，不忍看到民众遭受痛苦，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仁心的政治家也会采取种种措施为民谋利，为此，他们必具有“从众”的政治智慧。这样的人物有价值、有理想，因而也能沉着、坚韧而勇敢地为理想而努力。这就是见“义”而为之“勇”。今日中国正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仁本可树立健全的行政伦理。仁要求人们相互尊重：民众固然需要尊重官员，官员更需要尊重民众。民众与官员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仅分工有所不同而已。
仁本可重建政治上的价值共识。仁内含着包容、宽容，仁可为中国政治注入包容、宽容之精神。仁本可为政治过程提供一个价值共识，这样的共识可柔化政治上可能的对立与冲突。政治主体如果普遍地以仁为本，就会尊重其他人，包括那些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甚至立场对立的人，节制自己的情感，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
第二，共和之治理观。仁本的政治价值观塑造“仁政”。仁政就是把人当成目的的政治，就是自由人的平等的政治，它所塑造的人际“和而不同”的状态，是共同体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
仁政是一种公共性政治。仁政以民众幸福和国家繁荣为目的，仁政是公共的，不允许任何人为了私人利益占有和使用公共权力。因此，仁政之唯一正当的实现形态就是共和。
共和之文化基础是人各治其身，此即《大学》“八目”所说的“修身”。人皆有仁，然而可能被物欲遮蔽，而视他人为物，相互伤害。仁内在地要求“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就是克己，节制自己的欲望，养成“敬”的精神状态。这是社会秩序之基础。
当下推进新政治，最合适的入手点就是推进自治。从政体角度看，需要推进基层自治。与此同时，需要积极地推进开放社会各个领域的公民自治，扎稳优良治理之基础。
当然，共和也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现代政治制度之要件：法治，也即客观的公正的规则之治;同一个政府内部诸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自治性组织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合理分配;以及民主决策程序。这些是现代社会治理之基本要件。过去十几年间，所有这些领域都已迈开变革的步伐，但尚处于变革的中间状态。现在所需要的是积极而审慎地推进。
第三，天下主义之世界秩序观。风水轮流转。过去五百年间，现代世界的领导权经历过非常明显的转移。今天，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对中国，这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责任。因此，新政治观必须具有世界视野、人类关怀。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回到数千年间中国圣贤构造人间合理秩序之天下主义。
平心而论，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有高速增长，因而，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大幅度提高，至少已处于坐二望一的位置。这种物质性力量，外部世界最容易感知到，故有“中国威胁论”之流行，有“中美国”概念之生成。但是，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与其他大国之关系的时候，却没有发挥出世界领导责任。
这些年来，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发挥作用，似乎较多地依托经济力量之运用，而在价值问题上采取守势。道理很简单：在文明遭遇严重断裂之后，当下中国没有自己的令人信服的价值。没有价值支持，单纯靠经济力量的运用，很容易引发当事国和第三方的疑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国际诸多重大问题只好采取回避策略，但回避本身又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猜测。
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文化支撑，中国迄今无法拿出一个具有感召力的世界想象。任何一个大国，欲承担领导世界之责任，均需一套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想象，借以凝聚全球共识，推动世界秩序之改进。中国已被赋予了领导世界之责任，却不能出示这样的想象。其结果，世界秩序处于毫无目标的飘荡中，中国自身在全球公共事务决策机制中的权力也无法有效使用，利益没有充分保障。
哪怕只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国际权利和利益，中国也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当下中国必须具有世界政治责任意识。为此，中国必须拿出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想象。而这个世界秩序想象只能是天下，中国未来领导世界的原则只能是天下主义。
天下主义之核心就在于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修其“文德”。此处之文德不是简单的道德，而是包括道德在内的整体文明，如价值、生活方式、政体安排等等。大国就是靠文明对其他国家产生感召力，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而享有领导之权威的。
于是，中国能否充实自身的文明，更为具体地说，恢复和重建中国文明，就成为中国能否承担自己的世界领导责任之关键。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才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精英群体尤其是政治家必须学习如何运用文化，为此，他们必须认同中国文化，并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
今日欲建设新政治，必须首先重建中国文化
新政治观之理念出自中国文明，出自中国文明之最深处。然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曾遭遇严重破坏，在今日中国，中国文化之气氛相当淡薄，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及政经精英，认识不到上述理念，甚至根本不愿设想中国文明可孕生如此伟大的理念。因此，立足于中国文明主体性而又对世界保持开放性的新政治观，必须伴之以一个“新文化观”。
这种新文化观实为文化复归观，也即，回向传统。推动这个古老的新文化之建设，就是新政治之开端和核心环节。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当致力于恢复中国文化。只有通过回向传统，中国文化才有可能重建，中华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才可能维系，现代制度也才有立足之地。
因此，今日欲建设新政治，必须首先重建中国文化。这种建设当然是全方位的，但不外乎两个最为重要的领域：第一，教育。应当在学校建立中国经典诵读、研读体系，以中国之“文”，化儿童少年，成为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健全的国民、公民。第二，基层社会之文化重建。在城市化大势下，各方积极探索儒家价值进入基层社区，尤其是进入新兴的城市社区。这些社区目前没有核心价值、没有核心文化，因而没有社会，没有公共生活。儒家价值的进入，则可以文化凝聚人心，建设社会。而这是通往优良治理秩序之唯一正道。中国文明之重要特征就是“文教”，以“文”化成天下。自孔子之后，此“文”就是儒家所守护之“六经”，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就在这些经典中。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化证明了，是否接受“文教”，乃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秦建立了皇帝高度集权之制度，大权统于中央，集中于皇帝。然秦制不二世而亡。汉承秦制，汉初儒家有鉴于秦专权而速亡之历史教训，推动汉室进行“第二次立宪”，从“马上打天下”转向“文德治天下”。至汉立国六十多年，终于打破功臣子弟与文法吏垄断权力之格局，容纳儒生，建立了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同治理天下之新宪制。
此一新宪制中有很多制度值得今人学习，其中最为重要者乃是以文化建设社会之自治制度。自汉代以来，政府与儒家合作，建立了一个官民合作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以经典诵读、研读为中心，以儒家经典育人。下焉者教导普通人以仁义礼智信之德，忠孝节义之价值，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而成为合格国民;上焉者教导资质出色者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养成君子。这些君子领导社会，化成风俗，并连结民众为相对稳定的文化与社会共同体，以民众自治，维持社会秩序基础。
此为令中国文明可久可大之“文化的政治”：学术塑造君子，文化塑造人，两者共同支持社会，支持政治。没有文化，没有君子，就没有社会，也就没有良治可言。
二十世纪以来，教育与社会、文化与政治断裂：化人之文是外来的。现在必须扭转这种局面，以中国之文化成真正的中国人——但这真正的中国人又一定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天下人。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回避只会让世界困惑而混乱。中国必须见“义”勇为，膺其天命。为此，中国人必须自修文德，也即，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群体，应当致力于中国文明之复兴。回到当下，应当从中国文明复兴的高度来看待无法绕开的政治革新，立定文明之主体性，发挥伟大的政治想象力，重建中国文化，设计优良制度。这才是负责任、具有远见的新政治观。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若干特点
作者：梁柱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
历史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但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问题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刺耳的噪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告别革命”论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表现
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
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并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就是为了否定革命。
我们并不否认，改良和革命都是社会改造的途径。所谓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样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的事物，而是缓慢地、渐进地改造旧的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改良具有进步的意义，像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就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认，近代中国的改良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的。而当革命条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继续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者。
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
在多数的情况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作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论者否定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来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判断。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论陷阱”。 因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这种提法，不但违背了判定社会形态的常识，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而且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看作是产生“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在有的论者看来，近代中国应当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取代“半封建”，而不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
又如，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这种理性的光环，他们就会名正言顺地占据史坛的话语权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同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驰。他们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却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种从根本上歪曲、颠倒历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儒化中国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
有些学者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地‘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义是19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他们这些经济政治主张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它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甚至会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视的。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史灭国的轨迹，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要认真汲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东弱西强的国际格局将会持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西方反共势力的渗透活动一刻也不会停止，而且国内也还存在着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维护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导)
思想市场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作者：袁刚
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改革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也应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大变革解放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大发展，也必然涉及生产关系，触及政治体制，涉及意识形态等。我国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会各个关节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组，要重新摆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度上要除旧布新，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求在新的平衡点上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意味着，过去僵化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教不但已不适用，而且会成为改革最顽固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保护其特权。所以，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改革是与陈旧观念告别，是新旧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推进总会有阻力、有论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思想交锋，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
如改革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才有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破浪扬帆，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这既让我们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教旨旧思维的顽固，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思想论争的重要性、必要性。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坦言：“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不少诸侯国或大贵族都出钱“养士”，招揽“门客”，以吸取智慧，谋救时良方。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优容百家争鸣。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兜售智谋，寻找顾主。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向东方六国的思想市场大肆购买纵横策士，大量引进“客卿”以为己用，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秦始皇更是看中了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而不管他出身敌国公子，也要罗织到身边。
秦始皇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改革家，为建立统一强大国家，在制度上建树最多。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不仅皇权独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于一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求学只能以吏为师，使强大的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即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结果是不旋踵而亡。
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代都用秦政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市场，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西文化论争，各种主义竞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之初，就如何建立共和、宪政民主、民族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己见，有的发布政纲，有的陈说厉害。
众所周知，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订立了《临时约法》，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但人们很少知道，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公开发表，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孙中山构想了“五权宪法”，当时备受各方诟病，而孙中山任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外务部长留美法学博士王宠惠，也私拟了一部宪草，倡导三权分立。被视为保皇旧党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各自私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就新政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私拟宪法的还有当时学者、华侨等，甚至外国人古德诺也草拟了一份，参与建政讨论。“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譬诸广厦，必其基础巩固，方能巍然卓立，虽疾风暴雨弗能破坏也。惟国亦然，必其宪法良好，国本巩固，乃足以自存，而不为政海波涛所摇动”(王宠惠语)。私拟宪草就是参与国家政权的“顶层设计”，当时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发表!可以想见，连宪法都可以私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当时还有人提出我国地方省建制过大，应该划小，去省立郡，调整行政区划，建立郡县制，这一政改“顶层设计”，即使是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亦可用来概括当时思想市场的情形。
五四思想市场的取缔者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
人类社会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粮食一样。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思想不可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对政治问题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
然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而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当政者应尊重他们，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做一些“顶层设计”，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对于民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当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压制，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新政治观”微博热议观点摘编
日前，《人民论坛》(10月上期)杂志刊发的“新政治观探讨”组文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在微博等互联网平台上掀起了讨论热潮。人民论坛编辑从众多网友的评论和跟帖中梳理出以下精彩意见刊发，供广大读者进一步辨析、讨论和思考
赞同型
网友“君子之交”：这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工作者满怀着职业道德所写的一篇文章，值得在此基础上展开全社会的讨论。是否应等待理论准备充足再进行政治改革?从改革开始到现在，时间不可谓不长，是理论工作者懈怠了，还是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使我们不能把握方向?如果是后者，我可以说，世界永远不会绝对静止来等我们作出判断。
微博博主@邱震海：《人民论坛》杂志发表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文章。文章说，迟迟未政改缘于理论准备不足，不是惧怕民主;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改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这也证明本人的观点：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好的理论研究，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十分重要。
网友“先棉堂205”：新政治观的提出应该说在当下的政治生态和环境里是一种进步。尽管公方彬之文所提出的新政治观，并没有正面地论述中国以后新政治设计的具体框架，但是文中表明了中国学界如何看待世界的一个新的视角，它是中国新的政治设计的一个思想基础。
微博博主@刘建国1957：新政治观很好，但目前可远观不可试用。民主是件好衣服，但有西服和中山装之分，不是谁穿都合体。当没形成民族核心价值时，没有“很牛”的信仰体系，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又很疯，牛鬼蛇神可能会疯狂出洞祸国殃民。
微博博主@孙兵-同心动力：人们都关心莫言，外媒则比较关注《人民论坛》。近日刊登的“公方彬：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引起国外华人的高度关注。此文言，“我们的烈士曾为民主而舍身，我们今天更不会怕民主。我们不是怕民主，而是没有做好民主社会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新的政治起锚吗?
网友“夕阳依旧”：看了这篇文章，感触很深。事实的确如此。从1919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开始，到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从我们国家计划经济出现的供求矛盾到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两极分化，都说明一个理论上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目标和方向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不能有好的理论，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建议型
网友“于从吾庐”：对公方彬所言的“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即政改前该做什么样的理论准备工作，是否只是其一家之言，是否符合世界历史潮流以及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是否符合真正追求政改的大众的普遍心理预期，暂且不谈。只是觉得，公方彬先生的确是忘记了一个无比重要的现实问题，即使要政改，也要先从化解当下聚集起来的社会矛盾入手，而非仅是从进行前期的理论准备工作入手!在“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过程中，先通过具体的措施化解已存在的矛盾，逐步减少新矛盾的发生，比只进行所谓的前期的理论准备，绝对重要得多，而这才是当代中国政改的真正当务之急!
微博博主@深圳闲人：“新政治观”，在诺贝尔文学奖狂欢热潮退去之后，请大家认真对待这个新词，它比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更重大。网上最新热门的话题变成了“新政治观”，也就是为政治改革出谋划策。观点很多，有中道理性的，也有与世界接轨的，但终究抵不上一句“为人民服务”。无论怎样改，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头等大事，乱了，一切以美好蓝图进行的改革都是“狗屁”!
网友“三炮第一”：中国将“不复古而鉴古，不西化而学西”，探索博采古今中外之长的中庸稳健政改路径。期待中共领导集体拿出大智慧，以中庸稳健之道改革、完善中国特色政体。
分析型
微博博主@0pqrstu：1、关于既得利益阶层非政改阻力的论述，“宏观”逻辑正确，但不适用具体到个人眼前的“微观”分析，动奶酪分蛋糕难难难;2、观念革新的关键在社会文化发展，文化发展的关键在思想碰撞争鸣;3、此文甚赞，期待进一步详论“如何构建新政治观”，踏入理论与实践辩证互动征途!
微博博主@问月生：最终政治上应回归公共理性，彻底抛弃主义之争;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终极完善、什么是民族价值，这些“信仰”(无论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价值/精神”(无论民族精神世俗生活精神)的问题，留给哲学家们去争议，留给个人自己去选择。让政治归政治、哲学归哲学、信仰归信仰、价值/精神归价值/精神。
质疑型
微博博主@不器人：这篇文章有新意，用新政治观这种提法，而不是普世价值，是不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会不会新瓶装旧酒?需要观察，但不抱希望。文章正视目前的各种矛盾，有进步。提出革命向执政的转变，才能化解矛盾。另外，把问题归结为理论不足，没有说服力。
网友“孟子的学生”：读完此文，颇感惊愕!把“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这样的话，加于一个执政党，尤其是一个自近百年前成立以来，就以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公义的实现为职志的政党身上，说它仍然没有为民主制度的实行做好前期的理论准备，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网友“邱海平”：通观文章内容，我认为文章有严重的缺陷。且不说“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的提法是否准确和符合事实(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一些举措的，虽然不到位，但也不能说完全“未上路”)，文章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理论准备不足”。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
网友“刘拓”：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已渐进式地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其历史节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观，从来是基于世界观、经济观、人民观的。在笔者看来，这些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些专家说的“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无非是以西方政治为参照。这个，未必适合中国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