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日术的源流与依据，从目前史料看，造葬择日的产生晚于社会生活类择日。作为社会生活类择日，可追溯到夏朝，春秋战国时期已在朝廷和贵族中较为流行。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稗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战国时楚国的甘德、魏国的石申等，不仅精通星占之学，而且精于择吉办事。“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诸国办事的一个惯例。据记载，吴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大夫种等，均擅长于干支日辰择吉，并且屡有奇验。据说范蠡带西施出走时，选了个“玄武天空威行”的日子，说“言之者死，说之者狂”，使越王勾践无可奈何。

作为造葬类择日，不仅晚于社会生活类择日，而且晚于堪舆地理或称风水的产生。作为风水活动，可追溯到初民逐水草而居，至先秦的商周都城的选择与帝王风水。可以说，一部中国的建筑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风水史。从“自契至成汤八迁”（八次选址迁都）至“盘庚迁殷”和“古公亶父选址岐山”作都至“周公卜河洛”等史实中，就完全可以得到证明。但作为造葬类择日术，在记录春秋战国史实的典籍中未有发现，一直到汉代，才正式出现该类择日的记载。

从西汉班固（32—92）注录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西汉年间已经有了风水与择日的专著，一本叫《堪舆金匮》，一本叫《宫宅地形》。前本大约是用五行原理来选择建筑地点、布局、朝向及动工时间等的著作。这说明，建造类择日最晚已在西汉就已产生。

到东汉，随着术数之学的迅猛发展，风水与造葬类择日术也随之得到大的发展。据王充的《论衡·涧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工，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东汉时，对太岁的避忌，不仅表现在破土动工，搬家时也特别注意太岁的存在。《论衡·难岁》云：“‘《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同时，当时下葬与建屋的时日都有一定的避忌与规定，要选择恰当的日子才能消灾去祸，获得福佑。《论衡·讥日》曰：“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避日禁。……《葬历》曰：‘葬避九空、地刍，及日之刚柔，月之奇偶。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偶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

1、丛辰法。以太岁、节、气和空间方位或以干支为依据而推演出一千多个神煞。如天德月德，均以月令为依据，正月令则天德在丁、月德在丙等。在这里，首先以太阳、月亮、地球运转的关系确定了交节的时分，有其科学性。但进一步的推演则是虚拟出来的，为什么正月令的天德在丁而不是丙，月德是丙而不是丁或者其它？在这里请大家注意，虚拟天星不一定是伪学，只是指明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天星罢了。但是丛辰法中也存在大量的与节令没多大关系的神煞，甚至是毫无义理的神煞。

2、乌兔太阳法。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乌兔太阳法，表面上与杨公的《乌兔太阳经》相同，但此法绝非杨公的乌兔太阳法。此法以朔前卯日为出发点，以朔为出发点似有其道理，因为每月初一的朔日，月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日、月同一经度，我们只能看到月的背光面，因此为一片晦暗。但进一步的卯日，则是人为搞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等七政，则绝非真实存在的天星。真实存在的七政天星，只有运用弧角天星法才能计算出来。

3、董公法。以十二建星和月支神煞吊照、三合、六合、六冲、四离、四绝等为依据，从这方面说，此法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作择日术方面的小学读本。但此法最大的缺点有几条，一是用大吉大凶之“甜美动人”或“恐怖吓人”之语来兜售其术；二是不论廿四山的坐山朝向；三是不论主命众命；四是不论四课八个字的生克制化。

4、紫白法。首先要明确，四流紫白星以三元九运、节、气更替和干支变化为运算依据，其推算出来的贪巨禄文廉武破辅弼九星，并非真实存在的天星，也是虚拟天星。其次要认识，这一虚拟出来的天星威力不小，常常“面包棍棒齐下”，既作福又发祸。再次要善于运用紫白九星，主要在于：一是识其善恶。一般而言，一、六、八为吉，九、四为中平，二、三、七为小凶，五黄为大凶。二是识其组合。一六、六八、九八组合为吉，一九、一八组合不吉；二三、二四、三四、三六、三七、三八、四八、三五、五七等组合为凶；二五、九五、九七、九五七等组合为大凶。所以要统筹年月日时4个紫白星与原宅星的生克制化与流通。三是识其旺衰。一白秋冬旺，六白秋和四季月旺，八白夏与四季月旺，九紫春夏旺，五黄夏及四季月最旺等。四是识其冲伏。一白到坎为伏，到离为冲，余类推。凡冲不力或有凶，凡伏比冲好，但终属欠妥。五是识其宜忌。如木山最宜一白而忌六白之类等。总之，只要紫白运用得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择日方法，但其缺点是一般不能独用此法选课，要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