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其处在历史进程的哪一个阶段，都拥有着自己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作为人类精神的、文化的力量，有别于纯物质的、纯物欲的需求而存在，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才是人之为人的真正根本，人类就是凭借它超越了动物性的本能行为，拥有了主体性的社会生存形态。一旦失去了信仰，人类顷刻之间就会退化为动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
人类的信仰文化，又可分为许多的类型和许多的层次。伴随着一个民族经过了极其漫长极为复杂的生存历程，已经被同化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基因，深埋在脊骨之内的信仰形式被称为母体信仰或母体文化。因为她是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质料，是“原生构件”。她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有不同的外在表现，有不同的时代色彩，但是这些质料本身不会变。比如儒教的“仁爱”：可以是爱自我，可以是爱亲友，可以是爱社会，也可以是爱自然万物，但这个“爱”本身不变；再比如“忠”：可以是忠于家庭，可以是忠于君主，可以是忠于国家、忠于全人类的利益，但这个“忠”本身不变。对这些最基本的精神基因的信重与崇尚，构成了母体信仰体系。假如这种基本的立足点丧失了，这个民族的意志就会涣散，自我角色就会迷失，不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这个民族就会内乱，不用外界的力量，它就会自己把自己给破坏掉。自己不知道珍惜自己，搞“窝里斗”，即使不会马上灭亡，也将留下无穷无尽的伤痛，这就是失去母体信仰的表现。
母体信仰可以与时俱进地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超越，但是不能自我放弃、自行毁灭。因为她是心灵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失去了精神的、文化的生命，人就会退化为一种靠本能驱使的动物，做出一些正常人做不出来也无法理解甚至想象不到的荒谬事情来。
不同的母体信仰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取，但不能相互替代，因为人类社会内部有一种竞争、对抗的自然趋势，这种力量依靠动态平衡机制相互制约着才能平稳发展。假如我们全面吸收对方民族的母体文化质料，并替换下自己的母体信仰，那么在我们的人格之中会出现一个“抗原”，精神世界内、精神与肌体之间会因此而相互冲突，自相矛盾，陷入自我排斥自我否定和身心分裂的状态。这种身心内部的冲撞，同样表现为自我敌视、自我摧残、自我破坏，进而就会把这种破坏欲发泄到外界，成为反社会、反人性的人格。由这种人格组成的社会和国家与丧失了母体文化的社会和国家一样，会做出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出的事来，不记后果、不讲策略、不顾人道与国际法则，胡作非为遗患无穷。
出现放弃母体信仰的情况可能是特定环境下出于对自身生存现状的极度不满，或是过分地盲目崇拜、羡慕其他的文化及生活形式，包括他人的学说、思维、人格、物质成果等等。把对方的信仰不加选择地内化为自己的主导精神，在内化的过程中忽略了民族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强行“换头”，强行“换血”，必然会出现“排逆反应”，甚至会为此而丧命。
对于一个文化主体来说，其它民族的信仰与文化不是不能借鉴与吸收，不是不能取长补短，相互交流，这些良性的沟通是必需的，但是绝对不能大幅度地触动母体信仰根基，不能在放弃主体的状态下去无知地“拿来”整套的异族信仰。现实当中的“全盘西化”，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建国初期对苏联模式的照搬照抄都是根本性错误的，我们为此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与这种自我否定相反的是在困境中正视自身价值，珍惜自我，自我尊重，重塑主体性，重建主体信仰，找回民族的自信心，走上健康的建设性的良性循环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初看起来会显得漫长，显得保守，缺少诱惑力，不够大胆，没有魄力，但这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回到本民族的母体文化信仰中来，找回真正的自我。我们的母体信仰是什么？她就是以儒教为核心的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人会因此而疑惑，儒家文化不是封建的吗？不是专制和落后的吗？不是阻碍着科学民主的进程使近代中国陷入了贫困、战乱、被掠夺、被殖民化的屈辱境地的吗？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事实并非如此。
清代以前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文明古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非常高，综合国力与人均产值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社会总产值是当时全部欧洲国家的总和。当时的中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最庞大的远洋船队，最完备的政权机构，最完善的教育系统，最发达的手工业，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最高的粮食亩产量，最完善的内河航运网，最发达的金融业，最发达的商业、医药、矿产、渔业、牧业、建筑、纺织、陶瓷，……清代以前的中国是真正的世界中心！因为中国拥有着完善的延续了五千年的母体信仰——儒教。然而短短二百年之后，中国却成为了“东亚病夫”，成为了贫困落后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母体信仰被架空了，被破坏了。清军入关之后，满清统治者为了长久地剥削与奴役中原各民族人民，残酷地实行了“文字狱”，破坏中原民众的文化主体性，施行“削发易服”，剥夺人民的生活自由，强行改变固有的风俗习惯、思维习惯与价值体系，原有的母体信仰被破坏殆尽，人民失去了自主意识，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与创造的热情。仅仅是两百年的时间，一个泱泱大国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愚弄人民，统治者把儒家经典和华夏圣贤变成毫无生气的标本。人们都知道，作为传统信仰的儒家文化是生活形态的，儒教圣贤是有血有情的人格，而不是僵死的牌位、教条，儒教是以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价值力量来支撑社会的稳定发展，不是空洞和被任意篡改的说教与僵死的规矩。一旦变成形而上的东西，儒学的生命就终止了。清朝统治者祭祀孔子的次数最多，给孔子加封的名号最高，但他们自己是不信儒教的，他们信奉萨满教——一种游牧原始宗教。改变民众信仰内涵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破坏汉族的母体信仰，消灭其主体精神，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儒教文化就这样被暗中置换，丧失了母体信仰的特征，中国由此失去了真正的信仰，由一个独立富强的东方大国沦落为贫困不堪谁都可以肆意欺辱的殖民地。
五四之后的中国虽然不断地吸收先进的科技、民主思想，不断发展自身的工商业，但是一直内乱不止，因为当时一直未能恢复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信仰，真正的中华精神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人有着优秀的智慧与才能，人民吃苦耐劳，国家幅员辽阔，在吸取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之后一定能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母体信仰如果不能得到恢复，这种物质成就的发展很难长久持续下去，会因为越积越多的内部阻碍因素而停滞下来，甚至会出现倒退。停滞一旦出现，由发展所掩盖着的种种矛盾就会突现出来，这是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在尚未恢复母体信仰的情况下单纯用发展来解决矛盾就像不去处理流血的伤口而一味地用麻醉药、兴奋剂来止痛一样，治标不治本，总有一天会支持不住的。
一旦失去了母体信仰就要立即进行恢复，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限度。如何恢复母体信仰？首先要正视自己的精神传统，认清她的真正价值，在信仰层面而不是仅仅在学说、习俗、文艺、思维的层面上重现她的风采。
儒教是什么？她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信仰，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同生命基因一样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的。放弃了她也就放弃了民族的前途与希望，为此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突遇到不测之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
现代中国人一提起文化信仰就会联系到宗教，就会想到神，想到教堂、神甫，想到“封建迷信”。其实宗教并不等同于迷信，如果是这样，欧美等信教国家就应该是最封建、最落后的国家，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对宗教的信仰并不必然导致迷信与落后，我国同样承认宗教信仰的合法性，保护人们信教的权利和自由，社会意识也逐渐认可了宗教的正面价值，接受了信教的邻人亲友。可是问题又出来了，既然儒教不崇拜神灵，不主张出世，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那么儒教何以以一种文化信仰而得到宗教所应得的尊重呢？在宗教被打压的时候儒教没有因为不信神而受到赞誉，当宗教被认可的时候，儒教又因其不像宗教而被排斥在正当的信仰之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看来论证儒教是“教”是当务之急，只有当她有资格成为一种宗教后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才能得到与其他宗教同等的待遇。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儒教是教”大讨论的深层价值所在。
首先得到应有的尊重，获得与其他宗教同样的地位与发展空间，然后才能被确立为母体信仰，看来这是一条无法绕过的环节。要证明儒教是“教”并不难，因为儒教本来就是教，但她是不是宗教呢？回答是这样的：儒教是一种“不是宗教的宗教”，为什么有此一说？这就要从宗教是什么说起。
关于宗教的定义有许多种，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信仰者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但其实质只有一个——对神灵的崇拜。弄清什么是神，什么是神灵崇拜就能解决什么是宗教的问题。
什么是神？这是一个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洙泗学人尝试着中西兼取、用科学实证的思路与传统学理相引证阶段性地回答这个问题。
“鬼崇拜由来已久，要深入研究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展示这一心理机制的构成，应当回到人类社会的起点，从原始崇拜、原始宗教发生发展的足迹中去寻找这类事物产生的内在机理，摸清其规律，对其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把握。
造神运动出现在原始社会初期。当时，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人类的生存时刻面临着外部环境的严酷考验。周期性环境变化造成的生活资料的缺乏会严重威胁到人类群落的生存，极端情况下，老弱成员会本能地放弃生存权，以部分的牺牲换得整体的衍续；渡过难关之后，青年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成为群落新的主导力量；再以后，当新的危机来临之时他们又会再次让位给自己的后代，如此循环，谱写着伟大而又悲壮的生命之歌。取代长者们的位置，获得优先生存权是每一个青年人的“成年圣礼”，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生活资料的丰富，这种社会行为渐渐地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长老们有理由拒绝退出群落，他们凭借丰富的生存经验与积蓄的威望逐步重新获得了群落的主导权，进而开始惩罚那些青年人的“无礼冒犯”。面对长者们的压制和责罚，充满青春躁动的新生代们倍感压抑与彷徨，他们开始留恋起儿时曾经拥有过的宽容与爱抚，梦想着回到童年，以此来逃避现实中的苦脑，这就是“人格退缩”现象。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在大脑内部的活动中被转化为梦幻与想象，幻想中的世界成了逃避痛苦的避难所。但幻想毕竟是幻想，要生存最终还要回到现实中来，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化解矛盾，减轻这种痛苦的方法。于是他们创造性地把现实与幻想揉合在了一起，塑造出一个半梦半真、兼有真实与虚幻两种性质、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事物——神!
神灵就这样诞生了。它既有现实生活中族长们的威严和力量，又有梦幻中儿时父母的宽容与慈爱；既能引导他们应对现实生活，又能安抚其脆弱的心灵。年轻的人们要依靠它来调和现实世界与内心希望之间的矛盾，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举两得。
有了神，也就有了对神灵的崇拜。随着人类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人在基本的生命延续之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需要，神灵的面孔也在不断翻新。先是因物质生活的丰富而相继出现了火神、酒神、五谷神，以及与其相应的原始多神教，随后又产生了以表现精神力量的现代意义上的“一神教”。
宗教文化充分利用了人类对神灵的崇拜和畏惧心理，但神同时也有人性化的一面，长老是威严的也是仁慈的，需要敬畏，也能够去亲近。在东方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以家族经济方式生存、生产、生活，在家的氛围中，亲情、伦理的因素，友善、和谐的心态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族长的家族领袖，他们的长辈角色更浓重，亲子之爱、伦理之情的分量超过了“首领”的威严，充当协调力量的是责任与关怀，而不是暴力与惩罚。以东方儒教为代表的“人文宗教”正是依靠着家族内自然流露的亲情为黏合剂，组织起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儒家崇尚亲情、弘扬道德、渴望和谐，这些社会因素会以人格形式生动鲜活地体现出来。人文宗教的特点是崇拜圣人，崇拜英雄，崇拜忠义之士，崇尚责任与道义，崇尚生动完美的真实人格；不崇拜暴力与权力，不崇拜虚无缥缈的神怪。东方人利用了神灵仁慈的一面，西方人固守着神灵严厉的一面，这就是儒教与西方宗教的不同之处。但是她们都可以是“教”，基于共同的深层心里架构和生存的必然，是同样伟大的文化与教统，也都可以称为“宗教”——包括了人类东西方不同文化信仰传统在内的广义的“宗教”。
这就是儒教与西方宗教的区别也是其联系之所在，所以说儒教是一种“不是宗教的宗教”。前一个“宗教”是指的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后一个“宗教”是指广义上的教义与信仰，包括儒教等人文宗教在内。儒教或“礼教”的信仰方式与西方宗教截然不同，最先表现在“入世”与“出世”上。西方宗教奠基于机械暴力的约束作用之上，这种力量生硬而远离情感与世俗生活，其权威形象力求崇高、神秘甚至恐怖。远离生活是为了让人去敬畏，而儒教的入世形象则要求亲切、和蔼、有亲和力，要“和为贵”，要“爱人”，需要一种真切、现实、贴近生活、能够被感知到的慈爱形象。只有真实的、生动的、饱满的生命形态才能满足民众对伦理秩序的依求，才能实现儒教之道。“入世”正是儒教成为东方宗教的根本特征，盲目以“入世”否定儒教的宗教性质是一种缺乏科学常识的表现。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事务繁忙的管理者都懂得高度专业的宗教心理学和宗教人类学知识，但是关乎文化信仰之大计，各个方面的信息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些为好。作为一种学术理路，洙泗学人一直注重这方面的研究，神灵崇拜生成机理作为我们原创性的四大理论“锐点”之一，欢迎学者们朋友们进行研讨、验证和深入交流。
关于儒教的宗教性质的其他方面的论述，在“儒教是教”相关讨论中已经得到深入详尽的延展，比如任继愈、李申、何光泸等先生的研究成果，尽管一些学者的目的和我们不一样，但是他们在学理方面的开拓完全可以借鉴与运用。
既然认清了儒教的性质，知道了儒教是“教”，那么我们就应当给予她应有的宗教信仰地位。至于是否定儒教为国教，我是这样看的。作为母体信仰的儒教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生命共生共荣的，只要不强制地压制她，她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人民的信仰与热爱，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崇敬和信重，她就自然成为了“国教”。如果顺利恢复了儒教作为中华民族母体信仰的地位，她又可以凭借五千年的文化积累，依靠当代儒家学子的创新开拓，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中华民族又将因此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再现汉唐盛世的辉煌，再次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我们完全可以预言，这一天不再遥远了！(作者：段炎平)
